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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乐哲:说“中国没有哲学” 这是一个笑话

来源:    时间:2018-07-11   【浏览字号:
  编者按:2018年6月6日,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特邀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开讲“儒学角色伦理学: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现场座无虚席,共飨思想文化盛宴。讲座之余,安乐哲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
  一、颁发“孔子文化奖”很睿智 要让儒学国际化
  凤凰网国学:2013年9月27日,您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孔子文化奖”,您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阐释者”。请问您如何看待和定位自己?
  安乐哲:那时,我感到非常荣幸,因为这个不是政府选择的一个奖,而是中国对儒学最了解的学者所颁发的一个奖,他们有一个评选委员会,大概16人左右,获此殊荣我感到非常荣幸。一方面,从他们的立场来说,此举很睿智,因为不仅是我,从国外等较大范围来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要让儒学国际化。所以,以一个西方人来代表中国传统儒学是非常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我有点不敢当,那时有两位获奖者,另一位是李学勤,他站在高处,我却在低处。他研究古文字、考古,在学术界有权威,我是有点不好意思,有一种不及格的感觉。毋庸置疑,李学勤是一个非常有贡献的学者,所以能与他一起获奖,这是我的荣幸。
  凤凰网国学:早期西方学界对中国哲学可能存有“误解”,因为《论语》《孟子》《道德经》等著作最初是由西方传教士等翻译的,在翻译和解释的过程中可能融入了基督教的文化理解。对此,您怎么看待?
  安乐哲: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翻译的问题,还是我们西方词典的问题。一个年轻的学者,当他要学习中国哲学,如传教士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词典,看到天就是heaven,他们就有这样的误读的认识,这个误解是非常严重的。不过,现在他们可以参考一些出土材料(文献),特别是在湖南、湖北地区,挖掘到一些新的考古学材料时,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些新材料,我们再次把中国的这些经典翻译成英文。实际上,从一方面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为了纠正以前传教士的“误解”,我们需要再次将这些材料翻译成英文。举个《道德经》的例子,我和我的研究生把《道德经》翻译成英文的时候,那时,我们使用的版本是宋朝的,可这次用的是更原始的材料,是一千三百年前的文字,同时又不断有新的材料(如《太一生水》)出现,这个非常好。一方面鼓励我们再次翻译成英文,同时我们又有一个机会,那就是跳出以前的误会,希望我们新的翻译,比较接近原来《道德经》的意思。
  二、中国有哲学 理解中国经典需用“阐释域境”
  凤凰网国学:1993年到2009年间,您陆续翻译了《孙子兵法》《论语》《中庸》《道德经》《淮南子》等很多中国哲学经典著作,您写作的《孔子哲学思微:通过孔子而思》《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等也着力纠正西方学界“中国没有哲学”的偏见。能否请您谈一谈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哲学”?“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应该如何理解?
  安乐哲: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没有历史,这是一个笑话。一个民族、一个文明传统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如果说中国没有文化,没有文学,这是一个笑话,因为中国有杜甫、李白、有著名的文学家。同样,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是根本不通的,如果哲学是追求一种智慧,为了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好,中国当然是有哲学的。西方对“哲学”有他们自己特别的理解,他们要把这个词与他们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哲学如果不是我们的,就不是哲学了,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偏见的想法。我从伦敦大学毕业以后,在夏威夷大学工作。三十年间,我编辑了一本杂志《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1987年至2016年)。夏威夷大学有自己的传统,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我们第一位系主任是一个华人,一个叫陈荣捷的中国人,他与另一个名叫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还有那时的校长格雷格·辛克莱(Gregg Sinclair)。可以说,这三个人非常有远见,他们建立哲学系的时候说,我们一半要搞西洋哲学,一半要搞西洋以外的哲学。所以我们有八十年的传统,有中国哲学博士、日本哲学、伊斯兰教的哲学、佛教哲学和印度哲学,等等。我在夏威夷教了三十八年的书,现在共有45位博士,他们都研究比较哲学、中国哲学。我运气比较好,有一个契机,那就是挑战专业哲学的自我理解,那时的哲学属于欧洲的一个东西,印度哲学不是哲学,中国哲学不是哲学,那时连美国哲学都不算哲学,它们是以欧洲为主的。美国自己的哲学,像詹姆斯(James)、杜威(Dewey)、皮尔斯(Pierce)他们的哲学都不算哲学,八十年代开始算哲学了,实用主义开始算哲学了。同时,我是在走我自己的路,这个工作量很大,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事。一开始,我与一个叫郝大维(David L. Hall)的合作,他是我的前辈,比我大十多岁。他是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博士,研究西洋哲学,如怀特海(AlfredNorthWhitehead)、杜威(Dewey)这类,而且他是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合作了二十年,共同合作了六部著作,第一部是《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哲学理念》(Uncommon Assumptions),我们把这个做好了,完成了三本著作:《孔子哲学思微: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1987)、《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1995)、《期望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1998)。通过比较,我用“阐释域境”(interpretive context)来了解中国的经典,再翻译成英文。
  与我合作的郝大维(David L. Hall)是一位美国哲学家,那时他是我的老师,我跟随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淮南子》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的语言聱牙诘屈,如果再把它翻译成第二种语言非常困难,可是我在伦敦大学的刘殿爵(D. C. Lau)老师,他的中文很厉害,没有一个人能跟他比,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索引丛书,一共有100本,都是依据他的学问发表出来的,现在就变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本子,他在这方面的了解很深入,有这个机会跟他学,我的古典汉语进步很快,可是我对西洋哲学的了解不够。所以,我跟随郝大维(David L. Hall)学习了二十年,加强我的西洋哲学的背景。郝大维(David L. Hall)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他对中国没什么兴趣。可是,他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个革命派,他在过程哲学方面颇有成就,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怀特海(Whitehead)的文化哲学,可是他对怀特海(Whitehead)非常失望,他开始使用过程哲学来思维、来思考,却不成功;怀特海(Whitehead)一方面要谈过程,另一方面还是要谈永恒不变的本体,还是像柏拉图(Plato)的理念,他要谈上帝的永恒不变,这与过程哲学是冲突的。郝大维(David L. Hall)对中国的兴趣,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过程哲学的传统。西方有形而上学,有最根本的原理、永恒不变的原则;中国传统的渊源不是形而上学,而是《易经》、《易传》,是另外一个过程,自然一以贯之论。中国有两、三千年的过程思维的经验,郝大维来中国就是为了了解中国的过程哲学,可惜他很年轻就去世了,才六十三岁。我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合作的,郝大维(David L. Hall)是第一位;刘殿爵(D. C. Lau)教授是第二位,我们合作发表了两本书,一本是《孙膑兵法》,一本是《淮南子》;然后第三位是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简称MIT),是美国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学生。所以,我一定是希望找到最有学问的人合作,合作不是交朋友,而是要看他们有什么学问,要“和而不同”。如果他们与你的研究方向一致,那你学不了什么;如果他们的研究范围与你完全不同,像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就会很有收获。我不太喜欢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他的是语言的形而上学。我认为,形而上学是西方的抽象思维,把它套到中国的“形而上”去是一个错误。我跟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合作写书的时候,也注意避免这种倾向。
  同时,在夏威夷那段时间,把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年轻教授们聚到我们那里,我们开设翻译课的时候,每次讲《论语》、《中庸》、《道德经》,不是仅仅把它们翻成英文,而是当成一门课,与研究生一起讨论。有一个聪明的研究生,他有很好的意见,我就采用,这叫“教学相长”(合作)。我们追求最好,一些学生们也发表了他们的翻译文章,非常好,他们的语言水平都很高。在夏威夷时,我有个同事叫麦大伟(DavidR.McCraw),他教中国古典文学,教得非常好,他为学生们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我们每年要开一门考古学课程,内容如郭店、马王堆之类的,要让学生们多了解,所以他们写论文的时候,都运用中国最新的材料,这一点非常好。
  三、哲学是最活泼的 最深刻的哲学是没有限制的哲学
  凤凰网国学:刚才说到了“比较哲学”的概念,也提到了一些诠释方法,比如您提到语义环境,在诠释中西方文化时,您提出一个“文化语义环境”的概念,用比较哲学阐释的说法是“诠释域境”(interpretive context)。那么,中国学者对西方经典进行诠释时,应该如何把握?
  安乐哲:我觉得这不仅是西方人的问题,也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哲学家谈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时,还有谈“存在论”(ontology)的。在古希腊哲学中,“存在论”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基础,可是如果把“存在论”(ontology)翻译成“本体论”,其实汉语中的“本”是一个过程的东西,中国人如果用它谈自己的传统,是没有问题的,用中文谈也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他们用西方的一个术语来理解中国自己的传统,同时也用它理解西方的传统,就出问题了,那他们是从中国理解的角度来看西方的。比如“本体论”,他们把西方的本质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变成了中国的宇宙论,问题就是这么出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始让这两个传统讲它们自己的话,在这个基础上要有一个对话。将来的哲学应该是融通的、对话的、是实用主义的。一个著名的实用主义者按照他对实用主义的了解,认为哲学的目标不是追求一个真理,而是追求一个智慧性的对话。所以,智慧的对话(an intelligent conversation)是最后一搏。所以,不仅是西方哲学,也是比较哲学,都不是自然性的词汇。哲学总是比较的(comparative),如果将杜威与亚里士多德作比较,在西方哲学家心目中,这是哲学。可是,如果将杜威与孔子作比较的话,就是比较哲学。这是以地理来判断什么是哲学,什么不是哲学,地理与哲学不是一个标准;因为是中国的,所以它不是哲学;因为是欧洲的,所以它是哲学。我们最后的一搏,是要跳出比较哲学范畴来讨论哲学。
  举个例子,李泽厚对康德的研究非常了不起,非常深刻,可是他说他并不是康德;他对马克思的思想也非常了解,问他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说不是;他对儒学的了解也很好,问他是不是儒者?他说不是。他说他是一个哲学家,做的是哲学。所以,这就没什么限制,哲学是最活泼的,最深刻的哲学是没有限制的哲学。
  四、把儒学带到全球的讲台 让它有自己的声音
  凤凰网国学:您在《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一文中提到:“当前,我们面临全球性的危机和困境。这意味着个人主义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必须发生改变……因此,儒家价值观不失为当今可选择的文化资源。”请您谈谈对现代世界有意义的儒家文化价值具体是指哪些内容?
  安乐哲:2013年,我们在韩国开了一个筹备会,要建立一个新组织,叫“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World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Confucian Cultures)。2014年,我们在夏威夷召开第一届会议,一共有75位学者参加,他们是中国著名的学者,还有韩国的、日本的、越南的,也有欧洲和美国的(学者)。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儒学作为一个全世界文化秩序变革的资源。因此,我们发表了一本论文集,书名叫《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Confucianisms in a Changing World Cultural Order)。“儒学”这里是复数,因为日本的儒学、韩国的儒学以及越南的儒学,都是和中国的儒学有所不同的。同时,中国的儒学本身也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把它作为Confucianisms,是复数的,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2015年,我们召开了一个关于李泽厚学术的小型会议,请来了李泽厚和相关专家,出版了一本中文论文集——《李泽厚与儒学哲学》。第三年,我们在越南又召开了会议,把全球学者都请过去;第四年是在日本,谈日本儒学的发展,也出版了论文集;今年在香港,召开了第五届;明年是在澳大利亚大学。我们的目标是把儒学带到全球的讲台,让它有自己的声音。现代世界需要这样的传统,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作用,原来在欧洲有贵族、有农夫,要讲个人价值,是有积极性的一个想法。在美国,有少数民族的问题,性别歧视的问题,讲个人价值成了最重要的,体现一种平等,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时提个人是一个良性虚构(a benign fiction),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有害的虚构,我们要了解我们个人的有机性,有机性是说我们人不只是自己的身体,我们还有社会性,人与人之间是彼此依存的,彼此需要生态理解,是一种自觉consciousness,一切事物都是生态性的ecology,我们都是关系构成体,而不是独立个体。所以,要实事求是,我们不应该离开个人的经验谈哲学,不谈虚构上的哲学。
  五、每个文化传统都有自己风格 要给予尊重
  凤凰网国学:您长期致力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同样是以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请问西方人与中国人在研究或做法上究竟有何不同?
  安乐哲:每个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这是肯定的。我们不要互相藐视地评论别人的哲学风格(philosophical style)。我们有一批非常杰出的思想家,如陈来、庞朴、牟钟鉴、汤一介,等等。如果让他们与西方人相提并论的话,是同样出色的。近两年来,我在美国一个基金会工作,我一方面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另一方面在博古睿基金会工作。博古睿老板是一个德国人,有德国、美国两国的护照。他讲英文有点德国的口音。他在欧洲长大,作为一个德国人,他很有哲学眼光。因为诺贝尔奖没有设哲学奖,他就在两年前建立了一个奖项——博古睿哲学奖,奖金为一百万美元。第一年是一位加拿大著名的西方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获得,第二位是一名剑桥大学的女士,叫奥诺拉·西尔维亚·奥尼尔(Onora O’Neill),第三年我们还不知道。中国被提名的有陈鼓应、陈来、杜维明(去年他是最后一个被提名的)等,此外还有杨国荣、李泽厚、郭齐勇。中国要提名他们自己的(学者),明年或后年,一定会有中国人获得这个哲学奖。我得了“孔子文化奖”,中国哲学家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哲学奖,这是肯定的。哲学不是严格划界的,关键是看哲人的哲学思想,看它的影响力。因此,清华大学的汪晖也是一位候选人。
  六、“和而不同”是中国的智慧
  凤凰网国学:能否谈谈您目前的研究方向?或者正在关注的话题?
  安乐哲:我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中国年轻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我想要英文和中文同时出版。我写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听到不少批评意见,这样很好,这使得我更加深入思考。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发现有的批评,对我再说什么,还是从个人主义价值出发理解。而其实,中国儒学的最大贡献,恰恰是相对个人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关于理解“人”的选择。所以,这本新书叫《“儒家角色伦理学”的对“人”理论化:一个良好开端》(Theorizing Persons for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Good Place to Start)。我再次回到儒学伦理学,要把焦点/场域(focus/field)一多不分结构的“成人/成仁”观念,加以充分阐明,让读者了解儒学的“仁”观念的丰厚蕴意。这本书已经写好了,还有另一本书,是我原来把《儒家角色伦理学》发表以后,准备写的第二部,是与西洋哲学的一个对话。但我发现还有没说完的话。我在写书期间,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在他去世前出版了《反对个人主义》(Against Individualism)这本书。他反对个人主义,我的书是要论述对个人主义以外有什么可替代的哲学,这就是儒学“仁”的哲学。罗思文的书是批判性的,我的是建设性的;他否定,我要重建。另外,我还有一本书是讨论“正义”(“Justice”)这个概念,要从西方角度讨论,也从儒学立场讨论。我可能要把这本书叫做《反对客观主义》(Against Objectivism)。“客观主义”是假设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是“客观”的,我们就得都是“同”的,都是一致的。这是不对的,没考虑到我们的欠缺,人与人都有的各自欠缺很值得注重,男的和女的,都有我们的不同。正因如此,“和而不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和”是从差异开始的,不是从“同”开始。所以不是“客观”而是“和”,这是中国的智慧。可是谈中国的腐败问题,又显得“客观”不足,有些缺“死规定”。中国也得有死的“客观”。不过运气不错,中国现在越来越有“法治”(rule of law)了。可是在我们的法治社会,除了客观以外,我们没有什么进步。如果把法律与礼比较,“礼”属于整体性的观念,法律是“客观”(真理)性概念。所以,我写的那本书叫作《反对客观主义》(Against Objectivism),我要写好它。下学期,在北大我要开一门《中国哲学经典翻译研究》课,教材的80%内容已经准备好了,这是个好机会。《中国古代哲学资料》(Source Book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也将要出版。所以,我们有材料开这门课,要深入讨论。
 (安乐哲(Roger T.Ames)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博古睿学者。曾任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为国际著名比较哲学家,出版了一系列比较哲学方面的著作,并翻译了多部中国哲学经典著作,改变了一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看法。)

  (采访 整理/普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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