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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作为一种与政治、经济相对的概念，比较强调精神文明的属性，即强调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中所包含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意义。从内容上看，我们关注的文化，应该包括教化系统、认知系统、审美系统、价值系统和信仰系统。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历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随后“伤痕文学”、“朦胧诗”的流行，表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后，包括教化系统、知识系统、价值系统和审美系统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变革已经率先启动。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文化变迁，生动地反映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不断深化的变革，同时又能动地推进着这些变革朝着纵深方向发展。在这场空前伟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共产党体现了可贵的文化自觉。
1.对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的理解不断深化
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文化之所以越来越重要，是由其本质性力量在当今时代展现得越来越充分所决定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党对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的理解，大致是从以下三个层面次第展开的。
首先，文化是战斗力。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理想信念涉及价值系统，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集中体现。这种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现代文明趋势的理性把握和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判断和选择，是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中国化的精神产物。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们党依靠这种理想信念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并最终带领人民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失时机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30年的改革开放再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所提供的强大的理论武器，是全党全国人民形成共同理想信念的思想基础，它不仅是我们党自身战斗力的重要源泉，而且是全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加强理论创新并把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中蕴涵的强大战斗力发挥出来，永远是我们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其次，文化是生产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党逐渐认识到文化的双重属性，即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属性外，它还具有经济属性。当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现代知识系统在现代生产方式中的特殊地位就引起了全党的高度关注。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艺演出院团的改革开始，人们就认识了“文化市场”。上世纪90年代国外“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冲击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人们开始探索文化产业化的途径。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随即一批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正式拉开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帷幕。2004年，文化部推出35个试点单位和9个综合试点省市，对文化单位进行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的分类。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又确定了一批“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文化产业是20世纪末兴起的特殊产业，是文化与经济、科技紧密结合的产物，它在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过程中，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经济价值和经济的文化意义。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标志着现代文明正在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过渡的历史性转折已经出现，标志着托夫勒描绘的由科技信息革命驱动的“第三次浪潮”必将催生的崭新文明已经初露端倪。有人把这个崭新的时代称为“虚拟经济时代”或“文化时代”。文化不再仅仅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以配角的身份间接参与到人类生产活动之中，而是直接参与到这个崭新时代的生产活动之中，成为新兴的知识经济的真正主角。它不仅能动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它本身就是生产力。文化扮演的这一新角色，使它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世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
最后，文化是软实力。文化作为一种战斗力和生产力，是其政治和经济功能的集中体现。它当然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战斗力和生产力，因为文化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一般地说，“硬实力”指经济、军事等有形力量，“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对内外产生吸引影响的无形力量。硬实力是征服人的强制力量，软实力则是说服人的认同力量。文化的认同力量来自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中强大的理性说服力，同时也来自审美系统和信仰系统中强烈的激情感召力。我们以往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理想信念的感召力上，侧重于对它所作的价值性的理性判断和知识性的理性论证，而很少追究它的催生激情的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上世纪末爆发的“法轮功”事件，使我们认识到了信仰系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它不完全是知识系统的问题：科学可以消除迷信，但未必能彻底消除人们心灵深处的焦虑；而消除这种焦虑，更多地要依靠各民族长期形成的情感寄托和激发的方式。十六大报告正面提出了“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十七大报告则进一步从建设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角度来提倡“弘扬中华文化”，表明我们党越来越自觉地把文化理解为一个复杂系统，越来越自觉地把文化的各个系统打成一片，把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结合起来，把文化的理性追求和情感寄托结合起来，力求更全面更充分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综合作用。十七大报告的亮点之一，就是紧紧围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一战略目标展开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核心价值体系”是软实力的内核，“和谐文化”是软实力在共同体内部发挥凝聚功能的表现，“中华文化”是软实力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的自我定位，“文化创新”则涉及软实力在现代世界中产生影响力的最常见的一些经典方式。四项任务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把当前文化建设的战略思路表达得格外鲜明。把文化理解为软实力，表明我们党对文化的本质性力量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2.对文化的内在规律的把握越来越准确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是人们第二本能的自然流露，而文化教化主要是一个润物无声的长期熏陶和涵养的过程。这就要求文化建设实施的政策干预，必须顺应和尊重文化自然演进过程中自身特有的特征和规律，否则干预的效果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对文化发展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越来越深刻和全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党提出了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又把文化发展方向的提法调整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防止政治干预滑向简单粗暴的误区。十二大报告曾精辟地指出：“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我们过去常常更多地强调文化为经济政治服务，很少留意文化同时也是经济政治的目的。人类的一切自觉活动，包括经济和政治的活动，最终都是为了追求更健康美好的生活，即实现某种价值。价值问题不仅决定着经济政治活动的目标选择，而且本身就是文化的核心问题。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动荡之后，我们党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增强人们对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目标和执政理念的认同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当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体系的目标时，我们党把这种认同问题准确地归结为价值系统的建设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在回顾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时多次谈到，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的教育，不是指知识系统的教化，而是指价值系统的教化。邓小平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执政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当时为什么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和知识精英更愿意认同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尖锐的文化问题、一个价值观问题。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文化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它的解决办法必然要把文化问题政治化；但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它的解决就需要把政治问题文化化。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文化问题，简单的政治化是不行的，它只能按照价值观建立的规律用文化的办法才能真正彻底解决。十七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实际上就是要按照文化自身的规律来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考量，是为了增强政治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它的着力点却放在树立和捍卫国家的核心价值上，并且按照文化的特点和规则来进行阐述。这种表述方式的变化，说明我们党已经有了符合现代文明基本规律的明确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
从文化的视野看，建设一个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遵循价值观建立的一般规律，因而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首先，核心价值体系不仅要能准确表达共同体的核心利益，而且必须提升到普世高度，从人类共同利益那里获得合法性。一方面，核心价值是共同体的核心利益的集中表达。整个共同体的核心利益是什么？政治家往往看得最清楚。如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等，都直指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核心利益。如果离开核心利益来谈这些内容，肯定会不得要领。比如俄罗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西方现代价值，但并没有真的被西方接纳，理由很简单，意识形态之争的背后，是共同体的利益之争。是不是符合民主自由，俄罗斯自己说了不算，西方说了才算。在不掌握世界话语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准确表达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这些价值理念和价值判断，一定要上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共同体的核心利益是不是具有正当性，最终取决于是否符合整个人类共同的根本利益。要把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上升到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就要把我们的核心价值提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同时，只有站在普世价值的高度，才可能在文明的竞争和对话中占据优势。因此成熟的核心价值体系，总是以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成熟的核心价值体系，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以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的。西方现代文化也有一个成熟的核心价值体系，如自由、人权、民主、平等、博爱之类，也是以普世价值的面目出现的。我们今天要把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提升到普世价值的高度，就应当汲取人类文明的全部智慧进行创造性的提炼，而不能简单照搬古代的或西方的现成标准。
其次，一个成熟的核心价值体系不但要获得来自知识系统的逻辑支持，而且必须获得信仰系统的深层支持。一方面，新的价值体系一定需要新的知识系统为其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新的价值系统的建立一定伴随着对世界和历史的重新解释。西方自由民主之类的现代价值体系的形成，不是说出几个概念就行了，它必须重写历史，重新解释整个世界。从哥白尼开始就在重新解释世界了，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在重新改写历史了，这个过程最后由启蒙思想家们完成。经过重新解释，就像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一样，地球上世界的中心是西方几个强国，他们拥有世界的核心利益，并拥有解释世界的话语权。其他国家只能是这个世界的边缘。俄罗斯之所以不被西方接纳，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是有限的，容不下这个庞然大物；除非它进一步四分五裂，对世界中心完全不构成威胁，并且心甘情愿地作为世界边缘而存在，那时就完全符合西方自由民主的标准了。同样，经过重新解释，西方现代文明成为历史的目的，西方文明的发展成为人类文明的主线，古希腊这个本来不太起眼的文明，成了人类文明主线的起点；至于其他什么四大文明古国，无论有多么辉煌，对不起，那是边缘，是史前史。于是，西方的殖民扩张就不再是掠夺和屠杀，而是征服野蛮、传播文明。只有当这套世界图式和历史叙事建构起来后，现代价值才算真正挺立起来，要改变它就不那么容易了。此外，成熟的价值系统还必须获得信仰系统的支持。我们在考察西方现代价值系统时，往往只关注其世俗文化的一面，容易忽视这些世俗价值下面有着基督教信仰的深厚土壤。简单地把西方现代价值照搬到其他文化土壤之中去，迄今为止还鲜有成功的先例，个中情由就很值得玩味。
再次，一个成熟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体体现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之中，同时还必须转化为日常语言并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之中。一方面，价值系统只有体现在真实运作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机构中，才能成为人们正式交往的权威依据。另一方面，成熟的价值系统必须与人们的日常语言融为一体，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直接挂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化人于无形的巨大力量。核心价值体系一旦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利害取舍的具体标准，实际上就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系统。这样，只要你说着这套语言，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这个价值体系对世界对历史的描述。表面上你是在说自己的利害取舍、在说自己的生命体验，但其实你是自觉不自觉地用普世价值来衡量自己的意义；表面上你是在说一些普世价值，但其实你是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这套语言和这套价值体系的制造者所追求的核心利益。我们很多知识精英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想当世界公民，要维护普世价值，结果总是不自觉地在维护西方世界的核心利益。这才是成熟的核心价值体系最厉害的地方。
最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最终要靠行动而不是说教，特别是要靠倡导者以身作则，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它比任何逻辑任何神灵都更有说服力。比如“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为各级领导干部所身体力行，从而使这一价值理念得到了全社会空前广泛的认同和信任。显然，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刚刚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3.对新时代文化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认识越来越清醒
首先是持续高速的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持续高速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全体人民的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也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党的指导思想、执政理念、战略目标和道路选择的认同。这一切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显得尤为可贵。又如，随着我们党对文化的本质力量的理解不断深化，对文化的特征和规律的把握更加完整准确，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都获得了显著进展，为我们以后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积累了经验。此外，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的进程继续深入，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考验着我们，同时也加深了世界对我们的了解，为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世界话语权的局面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
然而，我们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规模庞大的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推进，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达到了一个敏感的临界点，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矛盾加剧，价值系统出现了明显的失序与紊乱。前现代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价值系统同时并存，时代的和民族的、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价值系统纷然杂陈，各种有序地表达各自特定利益的价值系统一起出现在同一个时空，社会整体反而呈现出价值无序状态。价值失序往往导致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陷入混乱和扭曲。于是，崇高被解构，低俗反盛行，甚至黄、赌、毒、黑等丑恶现象也纷纷回潮。随之而来的便是道德失范。道德理想遭到怀疑，道德规范遭到嘲弄，良知变得麻木，人心变得冷漠，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诚信逐渐减弱，严重时还会引发深层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是社会转型期实现利益整合与价值整合的关键，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是整个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其次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且不说网络安全（泄密、病毒、黑客等）、网络犯罪（侵权、色情、诈骗、诽谤、非法买卖等）和网瘾症等对正常社会生活造成的扰乱，光是信息泛滥就对主流文化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互联网络速度快、容量大、可以匿名、可以互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信息发布和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爆炸式繁殖的空间。几年前，BBS上逐渐聚集起一群网民，被称为“愤青”，形成了互联网上的强势话语。随后博客开始普及，各类精英大举进入互联网，结果引起了“愤青”们的激烈反弹，于是“草根”出场了。“草根”博客的出现，标志着大众文化开始自觉与精英文化划清界限。正如精英们日趋分化一样，“草根”们除了共同的反精英情绪，相互之间也很少有别的共识。“草根”对精英的嬉笑怒骂，到2007年初进入一个新的“恶搞”阶段。从此，只要是主流的或精英的东西，都难逃被恶搞的命运。于是，雷锋等英雄人物、《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纷纷被恶搞，甚至《国歌》也被恶搞。更严重的是，互联网技术为国外反华势力提供了无孔不入的机会。法轮功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猖獗攻击，就是一例。面对这种新情况，我们过去的一些宣传教育和信息管理方式，需要重新调整改革。自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国内的文化矛盾一直存在着国际文化矛盾的浓厚阴影。让民众特别是广大青年很好地理解和认同党的执政理念，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关键是如何处理和应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一味地消极封堵被动防守不但无效，而且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削弱国家的软实力。新技术可以为西方价值体系的传播提供更有效的手段，同样也可以更有效地传达当代中国的事实真相，从而改变被西方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因此，我们要善于利用新媒体新技术的特点，改进我们的工作。比如，现代媒体要求我们的报道首先必须及时，要求第一时间报道真相。可我们以往老是想等问题解决了才报道，从而常常导致负面信息迅速扩散。即使事后澄清，恶劣影响已经造成，损失也难以完全挽回。其二，现代媒体还要求公共事务的信息必须公开。可我们常常出于各种原因，如维护政府形象等，而习惯于采取封锁消息的做法，这在新技术条件下是最不可取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信息发布者。一旦不愿意公开的真相被揭露，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害。其三，现代媒体还要求报道要开放，要允许民间和外国记者参与。西藏事件中，西方媒体抓住官方不允许外国记者第一时间进入西藏这一点大做文章，将官方媒体后来报道的事实真相一律视为虚假宣传，混淆西方民众的视听。这时民间开通的“反CNN”网站和海外留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加上各方的共同努力，才慢慢扭转了被动的局面。最后，现代媒体要面对世界上各种持不同意识形态的受众，因而要求报道多一点人性化，少一点政治口号。其实，国内的观众同样更愿意接受人性化的视角。汶川大地震中，温家宝总理最感人的场面，恰恰是直接面对灾民时的真情流露。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日，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普通国民的死难降下了国旗，使积聚7天的人性力量得到了集体释放，有效地把灾难带来的悲痛转化为珍爱生命重建家园的力量。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冷静把握现代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充分运用现代技术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就完全可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打开一个新局面。
（作者：赵 峰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文化学教研室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