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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鲁文化的五大标志

来源:    时间:2010-07-28   【浏览字号:

      邹鲁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深。而就区域生成即原发性而言,有他最为突出奇绝的地方,有他最为引以自豪的五大标志,或称“名冠”,或称“品牌”,形象而又集中地凸显他那不群的特征与内涵。
      第一,太昊之裔——人文始祖的开创
《左转.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这是太昊伏羲氏部落生发于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的重要史证。我们的远古先民极其重视族系血缘市委祭祀,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且祭祀的态度非常神圣和严格,“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转.僖公十年》),若“非其类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 (《礼记.曲礼下》)。这是氏族制度的遗留,也是宗法制度的基本要求。综合有关太昊伏羲氏的史料与传说,大致可以证明这么几点:
      一是太昊伏羲氏被推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称“百王之先”,“三皇之首”。“上上圣人”。“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这些记载将人类史前文明的肇始归之于太昊伏羲氏。由此可见,黄河中下游地区市最早由母系氏族进化为父系氏族的原始先民部落群。
      二是任、宿、须句、颛臾这四个春秋时期尚存的小国,东起蒙山,西到济水,皆在今邹鲁地区的汶泗流域。其地望轮廓反映出太昊伏羲氏最早活动的范围。所以在人间的投影——神国组织的“五方帝”中,作为“青帝”、“太阳神”主司东,“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 (《吕氏春秋.孟春记》高诱注)。
      三是这一区域恰好又是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分布区,许多大型文化遗址的发掘提供了佐证。这样证明了邹鲁地区是太昊伏羲氏的发祥地,又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就是昊族文化。
      四是族属“风姓”,风即凤,二字同源,甲骨文假凤为风;姓者,《说文》曰“人之所生”、“因生以为姓”,即表明太昊氏族以凤鸟为图腾,投现出与后世少昊鸟国的渊源关系。并且《左转.昭公十七年》又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他又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龙氏集团。由此说来,太昊之墟不仅是凤之源,而且还是龙之根,展现了远古时代太阳龙凤图腾崇拜的形迹,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龙凤文化的故乡。
      第二,少昊之墟——东夷昊族的中心
      少昊邑于穷桑或空桑,即曲阜。以曲阜为中心的古邹鲁文化之地为诞育少昊族群的摇篮及其主要活动区域,基本史无争议。尤其《左转.昭公十七年》那大段“少昊鸟国”生动而详备的记录更足以说明。24种鸟类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管理部门和职能,又皆归凤鸟“掣”管辖。可见远古时代的天文历法,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管理,阶级的分化,国家雏形的形成,鸟图腾崇拜及其族属关等等,无不可以从这一鸟族的王国中找到它的历史渊源。以致连孔子听后也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至今经历代整修保存完好的少昊陵,及其在附近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器物,都是邹鲁地区为少昊之墟的标志和见证。有学者曾经通过东方文化的代表物——发轫于王因遗址的鸟形陶鬹一系的流布考察,揭示大汶口文化向全国的传播和蔓延,实物有证,言之凿凿。多种资料表明,自大汶口文化后期和整个龙山时代,东方昊族的凤鸟母体文化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超出了山东及中原各地,遍及大半个中国。所以,夏、商、周三代追根溯源,其族属源头无不与少昊鸟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最近有人论证,包括台湾的高山族,也是由尚鸟族迁徙过去的。

      第三,夏商之源——国家文明的奠基

      对商族源于东方,史界分歧不大。而对夏的起源与建立则说法不一。在此只想强调两点,一是夏后氏的族属渊源,二是治水斗争对夏王朝的建立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许多史籍载,“有虞氏祖颛頊而宗尧,夏后氏祖颛頊而宗禹”,说明虞夏皆祖颛頊,而颛頊属东方少昊族系,渊源在邹鲁。所以,夏氏同姓国多在汶洒流域及鲁西、豫东一带。如《史记?夏本纪》说夏“分封”的拟姓氏族:有扈氏、有莘氏、杞氏、曾氏、斟灌氏、斟寻氏、有寒氏、鲍氏等;夏的婚姻与国:有虞氏、有仍氏、有鬲氏、昆吾氏、豖韦氏,以及尝为夏车正的薛国,几乎全在这片东土。少康复国中兴也赖这些酋邦的保护和支持。夏朝统治中心后期西移,但“不等于全民族尽数西迁,故东方尚多同姓、与国及夏之遗民”(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如有鬲氏、有仍氏、有虞氏仍居原地,鲁西北的二斟随迁一部分,则多数居民还是保留下来,其它一些同姓国如杞、费、曾、观、莘、缗、顾、薛等,大部分仍在鲁西南。正因具有这一族系的渊源和基础,禹才能在众多部落酋邦联合治水的公共事业中组成公共管理机构,进而转化成为华夏民族较为统一的国家组织形式——夏王朝。关于治水的范围与作用,《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这一带自尧舜治水以来,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抗洪救灾的主战场。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万民乃有居”,于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拟,氏曰有夏,谓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国语?周语下》),从而这一地区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夏商二代立国的基础。在治水中发育而成的夏王朝绝不会舍弃“万民乃有居”的“四渎”之间而千里迢迢跑到豫西、晋南去另辟新都,尤其草创国家之初。由此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称“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同时,鲁西南又是商民族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本为“少昊之墟”的“玄鸟氏族”,少昊、虞舜、帝喾、契是商民族的祖先。一直到商汤的强盛和立国,再到商朝建立后,“不常厥邑”,多次迁徙,世称“前八后五”周转迂固,始终是以鲁西、豫东为根据地,逐步向西、向北扩展。即使盘庚迁殷后273年更不徙都,固定于太行山下的洹水之畔,然其诸王巡回往来之地,仍未偏离东土。邹鲁腹地的尹家城、潘庙、凤凰台、邹城南关等遗址同时出土了东、西两方不同风格的商文化器物,说明当地商文化的源远流长和西来东渐商文化(郑州二里岗下层)的交汇与渗入。至于西周、春秋时代,单看《诗经》所采十二国风中,竟有近一半的土风来自这一地区。直至战国、秦、汉时代,邹鲁之地的富庶文明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盖因地理人文的强大优势与根深蒂固。

      第四,孔孟之乡——主流文化的发祥

      邹鲁之地为孔孟之乡,已是家喻户晓、妇南皆知。孔孟儒家庞大阵营在邹鲁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它是时代的呼唤与氤氲的结果,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与勃发的高峰。
      孔子在世时,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被后世奉为“圣人”而进入圣域者,皆出邹鲁之地。孔子为“至圣”,颜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子思受业于曾子,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除了孔孟及其庞大的儒家学派之外,还出现了一大批灿若群星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如:高扬“兼爱”、“非攻”旗帜的墨子,以“和圣”著称的柳下惠,以“巧圣”闻名的鲁班,褒受孔子赞扬的史家左丘明等等,群峰耸立,争艳斗奇,展现了孔孟之乡领先全国的文化水准与风貌。尤其在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儒好学、尚文习礼的优良传统与风气。如许多文献所言: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买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戴负,非法之所能至也。(《淮南子?泰族训》)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史记?孔子世家》)鲁人皆以儒教。(《史记?游侠列传》)鲁国服儒者之礼,行孔子之术。(《淮南子?齐俗训》)《庄子?田子方》记载鲁哀公驳斥庄子的讥讽,“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自哀公以来就以“鲁多儒士”而自豪了。孔孟儒家学派对邹鲁地区包括民俗思想和民俗形式在内的传统文化,起了巨大的主导和规范作用,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邹鲁民俗在整个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行同孔孟”、“风近邹鲁”就经常成为各地评价乡风民俗的价值尺度,孔孟之乡也成为最富有文化殿堂意味的地方。

      第五,礼仪之邦——一东方文明的圣地

      姬周革命,周公封鲁,伯禽东来就国,“建都于少昊之墟”。这位鲁国创始人一方面大力推行周礼,“变其俗,革其礼”,一方面又不得不有限度地接受和承认商奄文化,“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力图最大程度地实现商周文化的融汇。特别是周公制礼作乐,并在鲁国的全面实施和推行,加速了东西两方文化的结合与提升,它标志着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与社会文明彻底走上了正轨。
     “礼”从原始宗教祭祀中来,夏、商文化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带有显著的巫术性质;而周代可称“尊礼文化”,以礼治和宗法相结合的周礼区别于夏、商之礼。周礼明显地是在损益两代的基础上发生了哲学的擅变,带有进步的人文色彩。所以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仿》)。特别是鲁国在姬姓宗邦中为震抚东方的诸侯望国,有“鲁之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不仅“帅其宗氏,辑其分类”,“因商奄之民”统帅“殷民六族”,而且“鲁有王礼”,得以拥有和享受天子宫廷自礼乐条件,分得宗周王室众多的文物宝典和巫祝卜史人员,使宗混制度与礼乐传统一脉相承,成为贯彻和保存周礼最为彻底与完整的国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赴鲁观乐,为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局势下鲁国居然还能保存和演奏这样完备精彩的音乐篇章,惊讶不已。以致许多诸侯乃至姬姓宗亲国想要了解礼乐制度,就必须到鲁国观摩学习。晋国韩宣子使鲁,“观斗于太史氏”,见到《易》、《象》与《鲁春秋》等稀世而齐备的文物典册,不得不感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可见,鲁国已成为当时举世公认的而且又是社会仅存的礼月文化的中心和范式国,周礼成为鲁国的立国之本,影响到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用杨向奎先生的话说,“周公及其同僚建立了礼主制度,鲁国继之成为正统”,虽然齐鲁“实为宗周文化之摘传,而告为姬,齐为姜,后来结果,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周礼在鲁,遂为中心之中心”(《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尤其孔孟一出,进而壮大并捍卫了这一中心,使之成为千古传颂的“礼仪之邦”和“东方文化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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