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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发展——气象万千

来源:    时间:2008-07-15   【浏览字号: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治上群雄割据,学术上百家争鸣,原始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是原始宗教中吸收了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思想,与此相应,龙也逐渐演变成以阴阳相合为特征的吉祥图案,出现了大量的蚊龙、蟠曲龙以及龙凤合壁的造型。龙的形象也不仅仅出现在礼器上,开始出现于一般的日用器具,如铜镜、丝织品、帛画上,变成了一种突出祥瑞气氛的图案。龙的形体上突出了兽的特征,龙被加上了与虎相似的四足,使龙看起来更像是用四肢奔跑而不是如蛇、鳄那样爬行。这种加工使龙变得孔武健骏,神采飞扬。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长角、尖耳、兽足,蛇躯。由于自秦汉始,皇帝被说成是真龙天子,所以龙就有了三重的含义:一是通天的神兽,二是君主的化身,三是吉祥瑞兽。

  秦汉后,表现龙形象的,一般不再是铸造的青铜或其它金属的礼器,而主要集中在帛画、墓画、画像砖石、石玉雕、陶瓷彩绘上,风格上更加艺术化与世俗化,宗教的色彩逐渐淡化。虽然风格也有差别,如六朝时期的南朝,龙像往往是傲骨嶙峋、潇洒恣肆,而北朝时则华贵雍荣、矫若流云,但总体上变化已不大。
    隋唐时期,除了一般传统的龙形象外,又出现了一种龙首鱼身的形象,学者称其为“鱼龙变纹”。“鱼龙变纹”的产生,除了龙的历史渊源的因素外,还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在龙的形成史上,鱼本来就是龙的原摹本之一,在上古神话中早就有鱼变龙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更是言之凿凿。据说大禹在治理黄河时,曾将河东界的龙门山凿开里余,名为龙门。

  黄河从龙门流过。每年春未,就会有黄鲤鱼争先恐后地从各江河游到龙门之下,若有能逆湍急的水流跃上龙门者,就可化为龙。当有鱼跃上龙门时,不仅云雨相随,而且还有天火自后烧其尾。正因为如此凶险,所以一年之中,能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条,未能过龙门者,点额而返。这就是中国民间传说的“鲤鱼跳龙门”。从这个传说的角度看,龙首鱼身正是变化过程中的形象。

  然而,龙首鱼身的半龙形象在隋唐时代的兴盛,并不完全是上古传说的诱惑,而是人世“龙门”带来的效应,这座人世龙门,就是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东汉直到南北朝,是豪门大族的时代和天下,朝廷用人行政,重视的不是人的才情能力,而是出身门第,这一套制度称为“九品中正”制度,也叫门阀制度,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政治上的黑暗自不待言。隋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创立了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入才,授以官职。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文人既憎恨又依恋的一脉长流,多少文人的升沉荣辱都与科举息息相关。

  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愿望,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跻身上流社会。所以“金榜题名”就成为人生的一大快意。科举并不特别重视门第出身,对那些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旦高中,便可平步青云,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与鲤鱼跃龙门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人们就把科举看成是寒士的“龙门”。

  有人干脆就把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如《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写宝王与贾兰一同去应科举,考完后宝玉不见了踪迹,贾兰回到家中说道:“我们俩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就不见了。”大诗人李白在《赠崔侍卿》一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诗中即以不得成龙的鱼比喻科举落第。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象征着变龙的“鱼龙变纹”自然适应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成为受人喜爱的瑞符了。

    宋代以后龙的形象更趋艺术的完善。在中国古代,宋王朝的地位非常奇特,它没有汉的威风,也没有唐的气魄,给人一种颓靡、软塌塌的感觉。宋立国不久便被北方的少数民族逼得节节南退,北宋成了南宋,最后偏安的小朝廷又不得不向敌人称臣纳贡。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却没有因宋的孱弱而停滞,相反,却在十分迅速的发展。当时各个学科都有学者对历史遗下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哲学上有理学的辉煌,出现了二程(程颐、程灏)和朱熹这样的大学者。

  历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和它的作者司马光。金石学、医药学都有集前人大成的理论著述行世。在这样的大背景烘托下,龙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但龙的形象已基本挣开宗教的樊篱,而且出现了一整套画龙的理论,你之为“三停九似”,所谓“三停九似”,即是说在画龙时,龙首至前肢、前肢至腰、腰至尾三部分长度相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如兔、项似蛇、腹如蜃、鳞如鱼、爪似鹰、掌似虎、身如牛。

  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不仅阐述了“三停九似”之法,而且强调画龙要“穷游泳婉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在画龙的鬃、鳞和肘毛时,笔画要壮快、细致,要看上去是从肉中生出。他还说,龙飞上天后有层云隔阻,落入渊后又潜于水底,人不能见到,所以画龙难以说成是形似,但也不可随意,挥毫落笔、筋力精神应契合于唐吴道子画鬼神的理论。宋代画龙理论不仅成为后世画龙的框范,也使龙的形象越来越进入纯艺术的轨道,突出了龙的审美意义,使得宋代的龙形象更具美感。从现存的宋代器物上所绘的龙形象看,宋龙体态灵健,气质雅俊,或腾飞于飘渺无定的云霭,或出没于崩云裂岸的狂涛,雄奇而不怪异,洒脱而不张狂,令人赏心悦目。

  元代继宋代的流风余韵,龙的艺术形象更为完善,也更为世俗化和规范化。与宋龙相比,元代的龙形象更趋一种协调和审美情趣的追求,龙头扁长,龙目明亮,龙眉粗壮,龙角后伸,龙躯细长,显得轻灵飘逸。宋元龙形象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与龙图案在民间的普及分不开的。龙的怪兽、神兽的特征逐渐淡化,凶霸之气消失,甚至出现过龙游戏于盛开的牡丹花丛之中的图案,整个画面充满温馨祥和的气氛。

然而,龙形象的这种趋势由于明、清两代帝王加强了对龙的垄断没能继续发展下去。明王朝的开基之主朱元璋出身贫寒,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都需要以龙来神化自己,说明自己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有合法的统治权。出于这种需要,明、清的帝王在衣食住行各端都尽力以龙为饰,龙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帝王的专利。由于封建帝王的推崇,龙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艺术领域,以突出帝王的权威。今天我们见到的带有龙图案或装饰的建筑,大多建于明、清两代,其中一些建筑几乎无处不龙。有人做过统计,仅北京故宫中的一座大和殿,就有龙纹、龙雕1.3844万条。瓷器、漆器、金银与珐琅器皿上,龙的图案也被广泛使用,从形态上看,既有头尾相交、宛如花团的团龙,也有盘于梁柱之上、探首张爪的蟠龙,有踏水而行的走龙,也有腾飞于空的翔龙。龙的宗教与政治意义再次凸显,形象也变得怪异可怖,并且出现了违反审美规律的正面龙首图象,这种图案中的龙双目圆睁,目光如炬,爪舞牙张,须发皆扬,透出一股凶恶之气,实际上是要显示出帝王的威慑之力。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是专制皇权鼎盛的时期,封建君主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权,龙形象的上述变化正是皇权强化的结果,龙成了皇权的工具和象征。

  龙与封建帝主结缘后,一方面因帝王的推崇褒扬而愈显尊贵,一方面又因帝王的骄横无道而遭人憎恶。近人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你记得复辟与龙旗的不可分离性,你便会原谅我看见龙凤二字而不禁怵目惊心的苦衷了。”所以,当封建王朝的丧钟在近代敲响后,作为帝王象征的龙也失去了曾罩在它躯体上的道道光环,走向了衰落,只能默默无闻地附在曾喧赫一时的古代殿阁楼台与器具物品上,向人们展示它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让后人惊奇、感叹、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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