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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任继愈

来源:    时间:2012-02-16   【浏览字号:

    为往圣继哲学,

  愈继愈唯物

  从今朝开教科,

  越开越无神

  2009年7月11日,任继愈与季羡林相继离世。两人都是山东人,都被视为文化大师,任继愈比季羡林早走4个小时。

  任继愈1916年出生于山东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亲是国民党少将,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一名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他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哲学很难找到工作,当时同进哲学系的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任继愈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一路南迁,任继愈报名参加“湘黔滇旅行团”,随学校师生步行从长沙出发到昆明。此次历经60余天、1300多公里的远行,彻底改变了任继愈的人生理想和态度。

  目睹一路上农民之穷苦,农村之败落,任继愈感到触目惊心,他开始思考“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任继愈看到当时老百姓绝大多数是文盲,但在抗日战争中最勇敢、牺牲最大的也是他们。“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看不见的传统。”原来兴趣一直在西方哲学的任继愈决心转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这时他大学三年级。

  1942年起,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的任继愈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上世纪50年代,任继愈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哲学。“是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有一个观察的过程。我不是解放以后马上就信仰了共产主义,我是先看看,了解了解”。

  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包括汤用彤、贺麟、朱光潜、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都入了党,任继愈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访问任继愈时,曾问及他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前的信念,任继愈答道:我信儒家思想。

  1949年之后,任继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下研究中国哲学史,做到汉魏这一段之后发现,不打通佛教无法继续研究后面的中国哲学。于是他开始研究佛教。

  根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看到任继愈发表的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文章后很感兴趣。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继愈应毛泽东之邀走进中南海丰泽园与之进行了彻夜长谈。毛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

  任继愈曾回忆,在得知北大哲学系只有他一人在研究佛教之后,毛泽东问,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基督教)?没有。有没有人研究道教?有个把,不多。毛说,哲学系师生500人,这么大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你回去找个助手,研究宗教吧。

  这就是后来毛泽东评价“凤毛麟角”的来由:四年后的1963年,在一份《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中,毛泽东写下一段批语:“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这段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文集》。

  1964年,任继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所长20余年。

  虽然有毛的“钦点”,任继愈在“文革”前后未受多少冲击,“文革”期间他仍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干校劳动。这期间因为劳累过度,加上医治不及时,造成他一只眼睛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只有0.5。

  任继愈晚年曾经说,“文革”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当时的群体性愚昧,毛后期已经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他还有一个观点:“文革”就像出水痘,出过一次就好了。

  1978年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国家。”这一观点此后被争论了30年。

  “儒教是教”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争论:一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否定“儒教是教”;另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陈独秀同样持反对意见。

  任继愈坚持认为儒家不仅是学说,而且是宗教。开始并没有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1979年,任继愈的学生李申曾跟着老师参加了太原的一次会议。会上,任继愈再提儒教是宗教的说法。当时几乎没人就此发表什么看法。“可能过于石破天惊,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李申称,之后近20年内,全国支持此论的人不超过5个。

  1980年代,任继愈在其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研究室。他撰写了《从儒家到儒教》、《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详细阐述“儒教是教”的观点,逐渐获得许多人认同。

  任继愈晚年很关心教育改革问题。他说,教育的途径本来有三:家庭、学校和社会。现在只有学校一条路,要求都一样,拔尖的人也没有,太差的人也没有,人才很难脱颖而出。

  但任继愈开出的教育改革药方是“恢复科举”。他说:“我欣赏科举,是鼓励自学。科举制度始终把自学放到第一位”,任继愈认为,科举时代鼓励人通过各种方式自学,然后公开给一个标准,通过就及格了。早期科举考题也没有标准答案,以文章来创造性地阐发主题。“靠自学,可以出天才,靠学校不行。”他提科举制,实际是对当前弊端重重的教育制度之强烈挑战。

  尽管视力障碍,中晚年的任继愈花很大精力在整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上。从1983年开始,他先后主持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大型典籍的整理编篡工作,涉及工作量极大。其中《中华大藏经》历时15年,完成106册,1亿多字。《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预计全部完成时将收入古籍2万多部,总字数达7亿多,规模是《永乐大典》的两倍,十年仅完成三分之一。

                                                               (项目建设处 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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