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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历史文化名人之四

来源:    时间:2008-08-15   【浏览字号:

  蒙恬
  
  蒙恬(?——前210),祖居齐国,名将蒙骛之孙。少时学狱法,后为狱官。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参加灭齐有功,任内史。秦统一六国之际,匈奴乘机南下,占据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三十二年,蒙恬受命率军30万北击匈奴,次年收复河南地,击退匈奴700余里,屯兵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蒙恬吸取战国时期据险防御的经验,从榆中(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燕、赵、秦5000余里旧长城,并修筑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直道,构成了秦朝北方漫长的防御线。匈奴慑于蒙恬兵威,不敢进犯。三十七年,胡亥继位,蒙恬为权奸赵高诬陷,被迫自杀。
  相传毛笔是蒙恬发明。据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载:蒙恬始作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谓之“苍毫”。因此,旧时制笔行业中,蒙恬被供奉为行业祖师爷。
  
  徐福
  
  徐福,字君房,山东省胶南琅琊人,生卒年不祥。《史记》是记载徐福事迹的最早史料,其中在“秦始皇本纪”、“封禅书”、“淮南衡山列传”等篇多处提到。其后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许多沿海地区的方志中也多有记述。然《史记》之后的古籍中关于徐福的记载,只是对《史记》记载的引述、转述或演释,故《史记》是记载徐福事迹之源。根据《史记》记载,徐福是秦代方士。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他下令移民三万户到琅琊台下,把越王勾践筑起的琅琊台削平重筑,并在新筑起的台上立石刻(此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颂秦功业。接着,《史记》记道:“既已,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等第三次登上琅琊台时,徐福再次上书秦始皇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又一次批准了他的上书,并亲自监护徐福“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徐福这次出海的船上除了载有五谷、百工、数千童男女外,还配备了善射者和赍捕巨鱼的工具“连弩”,始皇亲手射杀一鱼后,登岸西去,徐福则扬帆东行不归。
  现代研究表明,徐福这次出海最终到达日本。他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授给了日本人民,使那里迅速由绳纹文化时代跳跃到弥生文化时代,大大促进了日本的文明进程。他为日本人民所铭记,被尊为稻作、农耕、蚕桑、冶炼、医药等神,纪念他的碑碣、墓冢、庙堂等散布日本列岛各地。
  琅琊台作为徐福的经常活动之地,作为徐福上书秦始皇的见证之地,作为可靠文献所明确记载的徐福东渡启航地和中日关系的发祥地,台西南山腰建有徐福殿和徐福史迹陈列馆,供奉徐福塑像,展出与徐福史迹相关的出土文物。台顶立有徐福上书秦始皇的大型群雕像14尊。台东南海岸,矗立着“徐福东渡启航处”标志牌。台正南及西南海岸,树立着潮湾和老湾子“古造船遗址”保护标志,是为徐福入海求仙船队用船打造处。
  
   田横
  
  田横(公元前202年)秦末狄县人。《史记》载:秦末陈涉举义,天下大乱,狄县(今山东高青县东南)的故齐王田氏中的田儋和田荣、田横兄弟反秦自立,儋为齐王。田儋被秦将章邯所杀,从弟田荣为王。在项羽伐齐中,荣被杀,田横收复失地,立荣子田广为王,自为相。楚汉战争中,汉王刘邦派使者郦食其赴齐连和,终于说服了广与横。于是田横解除了战备,设宴大事庆贺。正当齐国懈备之际,汉将韩信争功好胜,趁郦食其在齐未归之机,引兵东进,攻入齐国。田横、田广非常愤怒,认为汉王刘邦背信弃义,便立即处死了郦食其。齐师大败,韩信袭破历下军,陷齐都城临淄。田广在逃之中被杀,田横便自立为王,孤军奋战,后与其徒属五百人入海,居岛中。
  刘邦立帝后,视田横为后患,便派遣特使诏见田横,并赦烹郦生之罪,但田横不从。刘邦又复诏之,并传示“田横来,大者为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刘邦一诏再诏,田横自度“国家危亡,利民之上,应欲前往。当今汉王称帝,巨势在握,必定守信尤甚,岂肯妄言于天下?”于是他以统一大局为重,说服部属留岛,带二门客前赴洛阳议事。
  田横行至洛阳30里外的偃师驿店时,获悉刘邦再次重诏,旨在“斩头一观”,并无“大者王小者侯”之诚意,便慨然谢使者曰:“今汉王为天子,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改,犹可观也。”说完,田横面向东方故土,遥拜齐国山河,口唱:“大义载天,守信覆地,人生遗适志耳!”遂横刀自刎。二门客将田横之首送至洛阳,刘邦骇然,伪泣祈之,以王礼葬之,并加封二门客为都尉。及至葬毕,二门客也拔剑自刎。刘邦又派特使赴海岛诏田横部属,500壮士惊悉噩耗,肝胆俱裂,于衣冠冢前哀唱《薤露歌》后,集体挥刀殉节。后人感其忠烈恸天的义举,将500壮士遗骨合葬于岛顶,并立祠树碑以祀之。于是岛顶称之田横顶,此岛就称之为田横岛。
  田横及500义士的高风亮节,古今赞叹不绝。司马迁在《史记田修烈传》中曾慨叹:“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圣,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司马迁希望画师们能把田横及其500壮士的形象示在画报上,供人瞻仰。2000年后,艺术大师徐悲鸿创作了《田横五百士》的巨幅油画,气势磅礴,悲壮生动。使太史公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唐代文学家韩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感横义高能得士,因取洒以祭,为文而吊之。”他在文中赞扬说:“余既博观几乎天下,昌有庶几乎夫子之所为……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先,跪陈祠洒而荐油洒,魂仿佛其来享!”充分表达了他的尊敬和悼念之情。
  
  吕后
  
  吕雉,单父(山东单县)人。早年其父为避仇迁居沛县,在一次宴会上欣赏刘邦非凡的气度,把女儿许配给他。公元前205年,刘邦为项羽所败,吕雉和刘邦的父母被俘,做了两年的人质,前203年秋,吕雉归汉后,留守关中。刘邦称帝后,吕雉被立为皇后,子刘盈为太子。
  吕后为人有谋略,汉初,吕后助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王,消灭分裂势力巩固统一的局面。前195年,刘邦死,惠帝立,尊吕后为皇太后,惠帝仁弱,实际由吕后掌政,前188年,惠帝崩,立少帝,临朝称制八年,少帝因其生母为吕后所杀,有怨言。吕后逐杀少帝,立常山王刘义为帝。『号令一出太后』,吕后先后掌权达十六年。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女性统治者(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的第一个。
  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临终前,吕后问刘邦身后的安排。她问萧何相国后谁可继任,刘邦嘱曹参可继任;曹参后有王陵,陈平,但不能独任;周勃忠诚老实,文化不高,刘家天下如有危机,安刘氏天下的必是周勃,可任太尉。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后有政治家的风度,匈奴冒顿单于乘刘邦之死,下书羞辱吕后,说:「你死了丈夫,我死了妻子,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吕后采纳季布的主张,压住怒火,平心静气复书说:「我已年老弃衰,发齿也堕落了,步行也不方便。」然后赠与车马,婉言谢绝,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匈奴自愧失礼,遣使向汉朝认错。
  吕后晚年,因没有子孙,怕高祖的子孙欺凌吕氏,故大封外戚诸吕为侯。前180年,吕后崩,终年六十二,与汉高祖合葬长陵。诸吕欲为乱,周勃、陈平等诛平。
  历史上对吕雉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年代,看到的是她在当时为她的子民所作出的成绩为定论的。所以仅在这一方面,对她的评价应该是正面的。
  
  彭越
  
  彭越(?—前196年),昌邑人(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字仲,西汉大将。拜魏相国,又被封为梁王。
  少年时在巨野泽中打渔为生,曾聚众抗拒官府,后响应陈胜起义。 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四月率兵附汉。成皋之战期间,彭越一直领兵游动作战于梁、楚之地,袭扰楚军后方,断其粮道,两次迫使项羽从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回兵救援,有效地配合了汉军在成皋主要战场的作战。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汉军转入反攻后,彭越接连攻下昌邑周围20余城,得谷10余万斛,供应汉军。继率部南下,与刘邦、韩信、英布会师,围歼楚军于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刘邦称帝后,封为梁王。十一年,以谋反罪名被捕,贬为庶人,于徙蜀途中被吕后截回,杀于洛阳。
  彭越是汉初三大名将之一,中国战争史上游击战的始祖。在楚汉战争中,彭越率部在楚军的后方开展游击战,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术,使项羽两面作战,疲于应付。楚汉战争正是在刘邦的正面防御,韩信的千里包抄,和彭越后方游击战的基础上,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仓公
  
  淳于意 (约公元前205—?)临淄人,西汉初期著名医学家,因曾任齐太仓长,故人们尊称他为“仓公”或“太仓公”。
  淳于意自幼热爱医学,曾拜公孙光、公乘阳庆为师,学黄帝、扁鹊的脉书、药论等书,精于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
  淳于意为使自己专志医术,辞去官职,不营家产,长期行医民间,对封建王侯却不肯趋承。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都曾召他做宫廷医生,他都一一谢绝了。因常拒绝对朱门高第出诊行医,被富豪权贵罗织罪名,送京都长安受肉刑。其幼女淳于缇萦毅然随父西去京师,上书汉文帝,痛切陈述父亲廉平无罪,自己愿意身充官婢,代父受刑。文帝受到感到,宽免了淳于意,且废除了肉刑。
  淳于意诊断疾病,注意详细记录病案。他将典型病例进行整理,写出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医案——《诊籍》。针灸技术,在《诊籍》中已见有效地应用。
  淳于意不但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热心传播医学的教育家。他广收弟子,精心传授。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就有宋邑(临淄人)、冯信(临淄人)、唐安(临淄人)、高期、王禹、杜信等6人。

  

    叔孙通
  

    叔孙通,西汉初年儒生。薛(今滕县东南)人。秦时为博士。秦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初依项羽,不久归附刘邦,仍任博士,称稷嗣君。汉朝建立,与诸儒生杂采古礼及秦制,共立朝制礼仪,被誉为“知当时之要务”者。旋任太常,转太子太傅。司马迁评论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
  
  伏生
  
  伏生 又称伏胜,生卒不详。汉初名儒,汉代《尚书》的始传者。济南(今章丘县西)人。秦时为博士。始皇禁诸家经书,他壁藏颇多,后因兵乱多散佚。汉初,掘壁求书,尚存29篇,教授于齐、鲁等广大地区,《尚书》由此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中国古代史的宝贵资料。后人评论伏胜之功:"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伏无忌
  
  伏无忌(生卒年不详),琅玡东武(今诸城)人。伏氏为诸城巨族,世传儒学,曾显达于两汉,被称为“伏氏学”。
  伏无忌博学多识,继承家学,传习儒业。顺帝时为侍中屯骑校尉,永和元年(公元136年),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元嘉年间(公元151-153年),无忌又受诏与黄景共撰《汉纪》。此时,无忌利用校书的便利,广为采集史料,又加以删削,编成《伏侯注》一书。
  
  申培
  
  申培(约前219-前135)名培,亦称申公、申培公。鲁(今曲阜)人,西汉今文诗学“鲁诗学”的开创者。
   少年时代跟浮邱伯学诗,前201年,任楚国中大夫。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刘邦过鲁时,申培等人随师浮邱伯在鲁南宫受到召见。吕后执政时,浮伯在长安,申培再次前去学诗。文帝继位后,听说申培对诗研究精深,遂拜为博士。申培为诗作传,号称鲁诗。远方慕名而来学习的弟子先后达千余人。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那位不久,赵绾向武帝推荐年已80岁的老师申公。武帝派人前往鲁国迎接申公。到长安后,武帝询问治乱的关键,申公说;“治理国家,不在多说话,而在多做事。”,于是任命申公为太中大夫,参与研究有关兴建明堂,厘定天子出巡规章,改变历法及服装颜色等事。后弟子赵绾等因事案发而自杀。申公被免官遣送回鲁国。几年后,卒于家。申公一生新教弟子中成才者甚多,其中为博士者十余人,为大夫、郞、掌故者以百数。著名的有孔安国、周霸、夏宽、砀鲁、缪生、徐偃、庆忌等。
  
  孔安国
  
  孔安国,字子国,孔子十二世孙,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约当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西汉儒家学者,经学家、《古文尚书》学之开创者。
  孔安国在汉武帝时曾任谏大夫,传《古文尚书》于都尉朝、司马迁、兑宽,开创了西汉《古文尚书》学派。关于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学官。”又据《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朝尉,而司马迁亦从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参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首列“古经四十六卷”,班固自注曰“为五十七篇”。这里的“古经”,即后世所称的《古文尚书》,亦称《逸书》。另据说孔安国著有《尚书孔氏传》。
  
  毛亨
  
  毛亨,西汉学者,一说是鲁(今山东曲阜)人,一说是河间(今河北河间)人。传说其诗学传自子夏,曾作《毛诗训诂传》,简称《毛传》以授毛苌,故世人称他“大毛公”。《诗经》经秦火后,至汉时流传本有齐、鲁、韩、毛四家,自西汉经学家郑玄为《毛诗》作笺后,学毛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其余三家先后失传,只有毛诗流传至今,为研究《诗经》提供了重要的古训古义。
  
  邹阳
  
  邹阳,西汉散文家,齐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门客,以文辩著名于世。吴王阴谋叛乱,邹阳上书谏止,吴王不听,因此与枚乘、严忌等离吴去梁,为景帝少弟梁孝王门客。邹阳"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后被人诬陷入狱,险被处死。他在狱中上书梁孝王,表白自己的心迹。梁孝王见书大悦,立命释放,并尊为上客。
  邹阳有文七篇,现存两篇,即《上书吴王》、《于狱中上书自明》。又《西京杂记》录有他的《酒赋》、《几赋》,不可信。从《上书吴王》可以看出邹阳是一个有志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在政治主张上与贾谊、晁错有一致的地方。因他是吴王门客,其时叛乱尚未发动,所以只能隐晦曲折地加以劝说,文多隐语,常于言外见意。《于狱中上书自明》,情意恳切,在哀婉悲叹之中包含着激愤感慨。文中反复征引史实,词采华丽,多用排偶,有战国策士说辞气味。《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可能即因此把邹阳列入纵横家。
  
  荆轲
  
  荆轲(?-前227)战国末期卫人,先世为齐人,喜好读书击剑。卫人称之为“庆卿”,后游历到燕国,被当地称为“荆卿”(或荆叔)。后来,由燕国智勇深沉的“节侠”田光推荐给太子丹,拜为上卿。秦国灭赵后,直逼燕国南界,太子丹震惧,与田光密谋,派他入秦行刺。秦将樊於期因得罪秦王政,叛逃至燕。荆轲献计太子丹,拟以樊於期之头及燕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地图进献秦王,相机行刺。太子丹不忍杀樊,荆轲便私见樊於期,将实情相告,樊於期立即自刎。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进献。秦王大喜,在咸阳宫隆重召见。献图时,图穷匕首见,刺秦王不中,被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高渐离送别荆轲时所吟唱的诗句。
  
  韦贤
  
  韦贤(约前148-前67) 西汉大臣。字长孺。鲁国邹(今邹城东南)人。性质朴,善求学,精通《诗》、《礼》、《尚书》,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宫授昭帝《诗》,迁光禄大夫詹事、大鸿胪。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徙为长信少府。前71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700户。前69年以老病辞官,卒,谥"节侯"。从韦贤起,汉代始有丞相致仕制度。
  
  孟喜
  
  孟喜,孟氏易学派创始人。字长卿,西汉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人,生于汉昭、宣帝之时,约公元前90-前年前后。
  其父孟卿善治《礼》、《春秋》,后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喜遵父之命习《易》,为汉代第一位易学家田何的再传弟子。但他并不是田何的正宗传人,而是一位叛离儒家师门、敢干接受异端邪说的易学家。他“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以阴阳灾异解说《周易》。从经学言之,他属今文经派,曾参加过汉宣帝召集的经学讨论会,“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根据《汉书?艺文志》载,著作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氏》六十六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已亡佚。《隋书?经籍志》有“《孟氏易》八卷,残阙”。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有《孟氏章句》一卷,今天我们研究孟喜的易学思想,主要凭借唐僧一行《卦议》所引孟喜思想。
  
  费直
  
  费直(生卒年不详),字长翁,东莱(郡治今莱州市)人,西汉古文易学“费氏学”的开创者,其易学初在民间流传,成为古文易学中民间易学的代表。
  费直依古文古字本汉《易》,称《古文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即《易传》“解说上下经”,开幕训诂学史上以传附之先河。
  东汉时,郑众、马融、郑玄等并习其学;三国魏王弼注《易》,亦用其说;今本《周易》同他有关。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费氏书》一卷、《费氏易林》一卷、《周易分野》一卷。
  

    韦玄成
  
  韦玄成(公元前?--前36年),鲁国邹(今邹城东南)人。字少翁,为西汉丞相韦贤第四子。其父在任时,玄成守赐为郎,常随武官骑射。
  韦玄成年少时,聪敏活泼,勤奋好学,笃爱学业。如果外出,途中遇见知识渊博者,玄成总是邀之同行,用车载送,并趁机求取学问,探讨国事。在社会交往中,玄成尤其注意平等待人,不拘门第,对出身贫贱者也好不轻慢,对学识渊博者更是以礼相待。于是,他的声誉越传越广,深得人们的赞誉。
  韦玄成智力过人,才学出众,他曾以明经擢为 议大夫,后又提升为大河都尉。其后任过淮阳中尉、太长少府、太子太傅、御史大夫等职。汉宣帝时,玄成曾受昭与当朝重臣萧望之及五经诸儒至石渠阁,杂论异同,阐发诗意,得到皇帝的赏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其父韦贤死,玄成痛苦欲绝,决意将爵位让于兄。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替代于定国为丞相。韦玄成为相7年,虽守正持重不如其父,而文采过之。他嗜好诗赋,尤擅长于吟咏四言诗。据《汉书本专》、《旧庚书、经籍志》等书记载,韦玄成著有《自劾》一书,《韦玄成文集》二卷,《戒示子孙》诗二首,流传于后世。
  
  东方朔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西汉辞赋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
  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武帝好奢侈,起上林苑,东方朔直言进谏,认为这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汉书?东方朔传》)。他曾言政治得失,陈农战强国之计,但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于是写《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以陈志向和发抒自己的不满。东方朔原有集2卷,久佚;明人张溥编有《东方太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东方朔好戏谑,而不为虐。他学识渊博,谈吐幽默,被认为是相声一行的祖师爷。因他号“曼倩”,过去有人称相声是“曼倩艺术”。
  
  主父偃
  
  主父偃(?—约前126) 西汉时齐国临淄人。早年曾游说各诸侯国,皆不用。大将军卫青数次荐之,武帝不以为然。后上书劝谏武帝勿伐匈奴,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述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的道理,遂被拜为郎中,后累迁谒者、中郎、太中大夫,1年内连升4级。
  上书武帝推行"推恩令",令使诸侯各自分封众庶子,名为施德,实分其国,削弱各诸侯的力量。又曾主张设置朔方郡,不久成为北边军事重镇和新垦的农业区。元朔年间,拜为齐相。以齐王与姐有奸这件事触动齐王,齐王惧而自杀。赵王及公孙弘等借此上奏武帝,杀其全族。他做官恣意妄为,其他大臣都有所惧怕,常以千金贿赂之。死时,无一人过问。司马迁感叹:"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倪宽
  
  倪宽(?—前106)西汉大臣。千乘(今广饶)人。少时家贫,常携带经书务农。为人温良,善写文章,不善言辞。始在廷尉张扬府中做一笔墨小吏,后因所写奏折明晰而显露才能,被武帝召见。与语经学,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他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体察下情,颇得人心。是汉武帝时代少有的良吏之一。曾主张以交租代服军役,民皆络绎输租,提议修建六辅渠,主持制定用水条例。被武帝器重。前115年,拜为御史大夫,随武帝东封泰山。后又与太史令司马迁等人同修订汉《太初历》。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历法。
  
  公孙弘
  
  公孙弘,淄川薛(今山东滕州南)人,出身贫寒。早年为狱吏,有罪免职,以牧豕为生,40余岁始学《春秋》杂说。汉武帝征召贤良文学,公孙弘被淄川国推举,以贤良征为博士。后因使匈奴忤旨,称病免归。元光五年(前130)再度应征贤良文学,因对策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元朔三年(前126)迁御史大夫,五年为丞相。汉初常以功臣列侯或其后嗣充任丞相,公孙弘是第一个以布衣擢居相位的人。为此,武帝特地下诏封其为平津侯,丞相封侯遂成定例。
  公孙弘在学术上并无所长,但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折过程中作用巨大。如果说董仲舒在这一转折过程中为汉武帝提供了理论依据,那么,公孙弘则主要为这一转折过程制定出了具体实施的方案。其中最为重要的作用是,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为“五经博士”设弟子的措施是一整套的关于儒家经学教育和选拔国家官员的方案,其中包括教育方针、选择条件、学习和考核方法、修业期满后的分配等一整套措施,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1、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2、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3、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4、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以上两个方案,获得武帝的批准,人微言轻制度加以实施(见《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
  上述制度具有极其深广的历史作用及影响:一、它标志着儒学人微言轻中国封建时代官方统治思想的确立;二、它标志着儒家经学人微言轻中国封建时代“国学”地位的确立;三、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文官制度的确立;四、它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学校(太学)制度的开始;五、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博士制度从秦制“通古今”的顾问官,变成了汉制的“教弟子”的教育官,并且完全由儒家学者所垄断。
  
  终军
  
  终军(约前133~前112) 字子云。西汉济南人。少年时代刻苦好学,以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文笔优美闻名于郡中。18岁被举荐为博士弟子,赴京师。过函谷关时,守关吏卒交给他一件帛制的“”。终军初不识此为何物,当得知这是一个返回过关的凭证时,慨然掷之于地,自信地说:“大丈夫西游,终不复还。”守关吏卒为之瞠目。到长安后,终军以上书称旨官拜谒者给事中,奉命巡视东方郡国。他手持朝廷符节,骑高头大马,再过函谷关,守关人员认出此人正是前次弃的青年,叹服其志远才高。有一次,朝廷需要遣使赴匈奴,终军上书自荐,博得汉武帝赏识,升他为谏大夫。武帝时,南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割据政权尚未归附,他又自请出使南越,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请缨”一词即典出于此)。至南越后,他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但南越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发兵攻杀南越王及汉使者,终军亦被杀。死时年仅20余岁,时人称之为“终童”。
  
  匡衡
  
  匡衡(?--约前32) 西汉大臣。字稚圭,东海承县(山东峄城)人。
  匡衡少时靠雇给人做工维持生活。但他很有志向,勤奋好学。《西京杂记》称,匡衡小时勤学苦读,因穷无烛,便将隔壁墙穿一洞,引邻家烛光读书,这就是成语“凿壁偷光”的来历,这个故事说明匡衡对学习的执着。
  由于匡衡好学,年轻时就有些名气。他学《诗》于经学家后苍,对《诗经》很有研究。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是说听匡衡解说《诗经》,能使人眉头舒展,心情舒畅,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
  因宣帝不喜儒术,匡衡仅官至太常掌故,补平原文学。元帝后,遂为博士、给事中,迁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又迁光禄勋、御史大夫。前36年,代韦玄为丞相,封乐平侯。认为民风败坏,是因朝廷、官吏腐败。主张整治吏制,举贤良,罢奸佞,崇尚仁义礼让。后因兼并土地及奏劾中书令石显事被免为庶人,卒于家。
  
   陈汤
  
  陈汤,西汉后期将领。字子公。山阳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
  陈汤家贫,喜读书,到长安求官,任太官献食丞。初元二年(前47),被富平侯张勃推举为郎,因父死不奔丧下狱,后复为郎。建昭三年(前36),以副校尉身分,随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征伐康居王国(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
  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建昭三年(前36),陈汤向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建言:郅支所部慓悍,若听其控制康居等国,汉将失去西域。匈奴人不善防御,汉兵直指城下,必将其击灭。甘延寿犹豫不决,陈汤遂趁甘生病之际假传朝廷号令,调发汉屯田卒及西域诸国兵共4万余人,迫使延寿依从其计。联军翻越帕米尔高原,出其不意抵达郅支城(今哈萨克江布尔)。破城,杀郅支单于,并于第二年春将郅支单于人头送到长安。上书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逼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陷阵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悬头槁于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次胜利,结束了西汉与匈奴的百年战争,提高了汉朝在西域各国的威信。
  竟宁元年(前33),陈汤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封关内侯。成帝即位初期,丞相匡衡告陈汤盗取康居财物,结果获罪被免官。后陈汤上书不实,被捕入狱,经太中大夫谷永为其辩护得免死,被剥夺爵位,贬为士伍。此时,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军队所围,成帝下诏询问陈汤意见,后解围。大将军王风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从此,大将军幕府大事均由陈汤一人决定。后又有人告陈汤收受钱财,妄言惑众,结果被贬为庶人,赶出京城,迁往长城边塞的敦煌。后又被敦煌太守奏书迁往安定(今宁夏固原)。议郎耿育为其鸣冤,陈汤得还京城,终老长安。王莽执政后,念陈汤斩匈奴单于之功,追谥陈汤为破胡壮侯,封其子陈冯为破胡侯,陈勋为讨狄侯。
  
  氾胜之
  
  氾胜之,山东曹县人,著名农学家。汉成帝在位的时候(公元前33年到前7年),曾经当过议郎官职。又在京城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指导过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对农业生产有兴趣的人,都乐于向他请教。后来升为御史。著有农书《氾胜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八篇;《隋书?经籍志》始称为《氾胜之书》,以后就通用此名。
  《氾胜之书》是我国古代四大农书之一。总结了西汉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耕作制度,对耕作原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趣时”(赶上雨前雨后最合适的耕地时间)、“和土”(耕、锄、耱平,使土壤松软)、“务粪泽”(保持土壤肥沃和湿润)、“早锄早获”(及时中耕除草和收割)。
  《氾胜之书》列举栽培作物十多种,粮食作物有黍子、谷子、冬小麦(宿麦)、春小麦(旋麦)、水稻、小豆、大豆;油料作物有苴(jú)(雌株大麻)和荏(油苏子);纤维作物有枲(雄株大麻)和桑树;还有瓜、瓠、芋等副食。对每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收获到储种,都有精确叙述。在选种方面,第一次提出麦子、谷子的穗选保纯法。穗选法和稻田控制水流以调节水温的方法,桑苗截干法等,很突出地显示出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此外,还有两项特殊的农业技术措施,关于种子处理的“溲种法”和一种能集中使用水肥的“区种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研究的。
  《汜胜之书》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技术,对传统农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莽
  
  王莽,(前45~23年),字巨君,济南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子。早年折节恭俭,勤奋博学,孝事老母,养护寡嫂兄子,以德行著称。成帝时封为新都侯。哀帝时,外戚丁、傅两家辅政,王莽被迫告退,闭门自守。哀帝死,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任王莽为大司马,拥立刘为平帝,由他总揽朝政。遂诛灭异己,大封汉宗室、功臣子孙和在朝大官为侯,广植党羽,以此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平帝死,改立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以摄政名义据天子之位。初始元年废孺子婴,自称皇帝,改号为新,建年号为“始建国”。于是托古改制,下令变法:
  一、恢复封建制度:将天下分为九州,取诗大雅之意,置维城、维宁、
  维翰、维屏、维垣、维藩之六服,每服规定千八百诸侯,总六服为万国。此外官制大抵取法尚书,官秩大抵取法周官。
  二、土地收为国有:王莽将全国土地收为国有,名曰“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田过一井(九百亩)者,应将余田分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由政府授给,一夫百亩。
  三、禁止奴婢买卖:汉代贵戚豪家之奴婢,常以千百计,其生命如牛马,生死由人。王莽改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
  四、推广国营事业:为免豪民富贾独占平民所需物资,以挟制贫弱,王
  莽将盐、铁、酒、名山大泽(林、矿、渔、牧)、钱,五均赊贷,全归国家经营,名曰“六筦”其中以五均赊贷,影飨民生尤巨。
  王莽改革,本是进步之举,但是由于操作不当,加上贵族豪强的强烈反对,未见其利,反受其害。后来为转移国内矛盾,发起对外战争,更是加剧了民间负担,最终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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