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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
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目前所知墨子事迹仅此。
墨子有著作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七十一篇，后亡佚十八篇，故今本《墨子》仅五十三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其余大都为墨家后学所作。其中《经》、《经说》和《大取》、《小取》，均属名辩之作，以讨论人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等问题为主，可能成书于战国晚期，故为集名辩大成之作，是今天研究战国名辩之学的重要材料(见《墨经》)。《备城门》、《杂守》等十一篇，主要讲城守之术，应为兵家作品，也是墨家善守御的一种见证。还有如《亲士》、《修身》、《所染》，前人多疑非墨家所作。
《淮南子》说，墨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家和儒家都以《诗》、《书》为经典，但儒家尊周，墨家尊夏，两家不但在学术渊源上不尽相同，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互不相容。儒家辟墨，墨家非儒。墨自儒出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据《墨子》可知，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②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学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③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④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而且要求墨徒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在战国是一重要学派，和儒家一道被称为显学，其徒属遍天下。墨子弟子中较有名者有禽滑釐、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等。《韩非子》说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墨徒受到不少君主的信用和看重，“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当时人称活动于齐、鲁、宋等地的墨徒为东方之墨者，称活动于楚、越者为南方之墨者。墨徒进入到秦国者也不少，从惠文王时起，若干墨者受到秦的礼遇和信任。今《墨子》中的《号令门》篇即出于秦国墨徒之手，表明墨徒在秦国具有较大的势力。
墨徒对自己要求较严，《庄子》说他们“以绳墨自纠，备世之急”。特别在生活奉养上提倡“以自苦为极”的牺牲精神，从而形成了墨徒与别家所不同的一种独特形象。墨徒之间还组成纪律严格的组织，以精于墨理者为首领，号曰“钜子”。“钜子”死则另传他人。墨徒以钜子为圣人，“钜子”权力很大，可依墨家之法处置犯了过错的墨徒。《淮南子》说“钜子”可以指挥其徒属“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楚悼王死后，阳城君等贵族反对吴起而失败，墨家“钜子”孟胜效忠于阳城君，其徒属八十三人都和他一道死难。
从西汉开始，墨学不再为世所重，故很少有人为《墨子》作注释，仅西晋鲁胜曾为《经》、《经说》作注。宋郑樵说《墨子》还有乐舌注，不过鲁、乐之书都未流传下来。清代学者因治经而兼及诸子，于是卢文弨、孙星衍、毕沅等又都为《墨子》作校注。清末孙诒让《墨子闲诂》为各种墨注中之最佳者
子思
子思（前483-前402） 战国初思想家。姓孔，名伋。孔子之孙，孔鲤之子。相传是曾子的学生。早年一度居卫，游学齐国，曾困于宋。晚年返鲁，甚受鲁穆公尊礼。
继承、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以“中庸”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强调“不诚无物”。孟子曾受业于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已残。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相传均为其著作。墓在今曲阜孔林中孔子墓偏东。
吴起
吴起（？～前381年） 战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曾子。后在鲁国为将军，闻魏文侯贤而去鲁至魏，武侯时为西河郡守。吴起在治术上受儒家德治的影响，如武侯曾将“山河之固”视作魏国之宝，而他则以为“在德不在险”。他还认为自己能使魏国“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表明他对政治革新相当重视。
吴起不仅具有治国的才能,而且长于作战用兵。《韩非子》说他治军时能和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故士卒乐为其用。吴起与诸侯大战76次，64次获得全胜，12次战平。魏惠王时，有人认为魏国士卒能所向无敌，应归功于吴起的余教，惠王为此向吴起的后代颁发了赏田。
后来，吴起由于与武侯不和，离魏奔楚。楚悼王以起为令尹。当时，楚国的旧宗法贵族势力很强，上不利于君主，下为害于百姓，兵弱而国贫。于是吴起为悼王出谋，将传到三世时的封君子孙削籍为民，把一部分贵族放逐到荒僻之地，废掉公族中之疏远者，以改变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由于“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节省开支“以奉选练之士”，楚国实力渐增，南攻百越，北并陈、蔡，以致秦和三晋都有所震动。吴起在位一年而悼王卒，一批旧贵族乘机作乱，将吴起肢解。《史记》说吴起死于悼王尸体旁，肃王继位后，即以伤害悼王尸体罪，收捕作乱贵族七十余家，并处以三族之刑。《韩非子》认为楚未能重用吴起,变革效果不大。又说吴起被杀,是因为“大臣苦法”，可见吴起的失败主要是贵族反对所致。
汉书》说吴起和孙武一样,也有兵书流传下来。《韩非子》有“孙吴之略”的话，则战国时孙、吴已相提并论。司马迁还提到西汉时“吴起兵法世多有”。可见吴起的兵书在战国、西汉时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这种兵书是否真是吴起所作,尚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有《吴起》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当是这四十八篇中的一部分。《艺文志》杂家类有《吴子》一篇,书已佚，疑亦吴起所作。
齐威王
齐威王(?-前320)田午之子，名因齐，即田因齐。战国时齐国的国君，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在位。即位之初，齐国曾一度出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面对这种不景气的局面，齐威王大刀阔斧地采取实际措施。他任邹忌为相，田忌、孙膑为将和军师，整饬吏治，改革弊政，「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即墨大夫)，诛一人(阿大夫)」，不数年间，国力渐强。公元前341年，齐大败魏军于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迫使魏惠王于公元前334年到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朝见，互尊为王，史称「五国相王」。同时，他还继承其父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稷门外稷下广置学宫，招徕各派学者前来著书立说，议论政治，任其讲学。 开展“百家争鸣”。
邹忌
邹忌（约前385-前319） 战国时齐国大臣。齐威王立志改革，思贤若渴。邹忌鼓琴自荐，被任为相国，封于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称成侯。劝说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修订法律，监督官吏，严明赏罚，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曾献计围魏救赵，取得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之战的胜利。推行的改革，使齐国力渐强。
田忌
田忌，字期，又曰期思，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县)，故又称徐州子期。战国初期齐国名将。
田忌很赏识孙膑的军事韬略，向齐威王举荐孙膑，威王任孙膑为军师。 齐威王四年(前353年)，魏惠王围攻赵国的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八万救赵。田忌采纳孙膑“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作战方针，趁魏国国内防务空虚，直捣魏国都城大梁，迫使攻赵的魏军“释赵而自救”，待魏军回兵时，中途予以截击。结果，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大败魏军。
公元前342年，魏将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命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十万兵力救韩。齐军直奔魏都大梁。庞涓撤消对韩的包围而回师，欲击破齐军于大梁。魏惠王也大肆兴兵遣将，以太子申为上将军，率军十万迎击齐师，企图与齐军进行决战。齐军采用孙膑策略，逐日减灶以引诱魏军追击。庞涓追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被齐军伏击，大败，魏太子申被擒，庞涓愤愧自杀。魏国遭到严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而齐国则逐渐强盛起来。
后田忌因与齐相邹忌不和，隐居楚国。楚王发现田忌，任命他为大将迎战越国，大败越军，灭越国。齐宣王即位后，田忌受召回国复职。
孙膑
孙膑（约前380～前320） 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战国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人。孙武的后代。曾与庞涓同学兵法。研读过孙武及晋将荀息、孙轸的兵书。庞涓为魏惠王将军，忌其才能，骗他到魏，处以膑刑（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由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田忌推荐给齐威王，任为军师。前353年围魏救赵，取得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大捷。前341年攻魏救韩，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大破魏军，俘太子申，庞涓自杀。
孙膑在马陵大捷之后隐居甲山(今山东莒县境内)，潜心致力于兵法研究。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军事家的经 验，又结合自己指挥作战的实践，写成了《孙膑兵法》 一书。共八十九篇，图四卷。《孙膑兵法》继承和发展了孙武、吴起等人的军事思想，是我国古代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
在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上，他明确主张“战胜而强立”，即以战争的胜利而取得强国的地位。也就是说， 只有以战争为手段，才能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在战略战术上，他强调“必攻不守”，以攻为主的战略思想。要求采用避实击虚的办法，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治军问题上，他重视人心和法治的作用。认为 “合民心”，“得众胜”。“兵之胜在于篡卒(经过挑选的士 兵，，其勇在于制”。他还强调赏罚不仅要分明，而且 要及时。“赏不逾日”，“罚不还面”。孙膑的军事思想也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辩证法因素。他认为战争以实力相胜；战争是有规律的，战争的各种因素可以相互转化。《孙膑兵法》较之以前兵书，有许多创新之处。如 孙武提倡速决战，而孙膑则主张根据条件不同也可采 用持久战。孙武把攻城作为“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孙膑则强调攻城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提出了大胆运用包围、迂回、奇袭、伏击等进攻战术。《孙膑兵法》在世界军事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公羊高
公羊高，旧题《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战国时齐国人。相传是子夏（卜商）的弟子，治《春秋》，传于公羊平。《春秋公羊传》最初仅有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及齐人胡母生，才“著于竹帛”，流传于世。《春秋公羊传》，亦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着重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史事记载较简略。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谷梁赤
谷梁赤，旧题《春秋谷梁传》作者。战国时鲁国人。其说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至西汉时才写成《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亦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为今文经学派著作，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体裁与《公羊传》相近，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持论比《公羊传》平正，是研究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谷梁传》则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
甘德
甘德，战国时齐国人，先秦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大约生活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二的最早发现者。
编制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
我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生产和制定历法的需要，我们的祖先很早开始观测天象，并用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有了较广泛的发展和进步。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畴人”系指世代相传的天文历算家。当时各诸国出于各自农业生产和星占等的需要，都十分重视天文的观测记录和研究。据《晋书天文志》载：“鲁有梓慎，晋有卜偃，郑有摆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皋，魏有石申夫，皆掌着天文，各论图验(各国的这些掌握天文的官员，根据天象的变化对统治者提出解释)。”这种百家并立的情况对天象的观测以及行星恒星知识的提高，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诸家之中，最著名的是甘德石申夫两家。他们属同一时期的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夫著《天文》八卷，后世又称为《甘氏星经》、《石氏星经》，合称《甘石星经》。
甘德勤于对天空中的恒星作长期细致的观测，他和石申夫等人都建立了各不相同的全天恒星区划命名系统。其方法是依法给出某星官的名称与星数，再指出该星官与另一星官的相对集团，从而对全天恒星的分布位置等予以定性的描述。三国时陈卓总结甘德石申夫和巫咸三家的星位图表，得到我国古代经典的283星官1464星的星官系统，其中属甘氏星官者146座（包括28星宿在内）。由此可见甘德在全天恒星区划命名方面的工作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有迹象表明，甘德还曾对若乾恒星的位置进行过定量的测量，可惜其成果后来大多散佚了。
在西方，古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Hipparchus），约在(公元前190 ~ 前125年)公元前2世纪编制过星表，在他之前还有阿里斯提尔（Aristille）和提莫恰里斯（Timocharis）也编制过星表，但都不早于公元前3世纪。可见，甘德和石申夫的星表是世界最古老的星表之一。
早伽利略两千年发现木卫
除了对恒星的观测外，甘德对行星的运动也进行了长期的观测和定量的研究。以往人们都认为行星运动大致顺从同一个方向，甘德和石申夫都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所以《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星）经，以荧惑（火星）太白（金星）为有逆行。”甘德还指出，“出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已’”。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利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已”字形。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了木星、金星和水星的比较准确的会合周期值，其中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日，比真值398.9日只差1.1日。他还给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不见)的日数，以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指出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这些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虽然甘德的这些描述从定量的角度看还比较粗疏，但它们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甘德对木星的观测尤为精细，是研究木星的专家，著有关于木星的专著《岁星经》。依据《唐开元占经》引录甘德论及木星时所说的话：“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著名天文学史家席泽宗先生指出：甘德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就观测到了木星的最后的卫星木卫二。而对于木星的卫星的发现，近代是在17世纪初望远镜发明之后，由意大利大科学家伽利略（Galilei）于1610年用它观测木星时才发现的。甘德早伽利略近两千年，而且在没有望远镜的条件，仅凭肉眼就发现了木星的卫星，这真是一个奇迹。本世纪80年代，我国的天文学史工作者，通过在北京天文台兴隆观察站的实地观测，确信木卫二在一定条件下是有可能凭肉眼观测到的。甘德以其坚韧不拨的毅力和精细独到的观测把奇迹变成了现实，在世界天文学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扁鹊
扁鹊，战国时著名医学家，又号卢医。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卢(今山东省长清县)人。他一生周游四方，为百姓治病，刻苦钻研医术，积累了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为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扁鹊生于战国时代，当时七雄割据，战争频繁，民生日蹙，疾病猖獗。每当瘟疫到来，百姓成千上万地死亡，呈现一片可怖的景象。这对扁鹊后来能献身医学事业，为民解除痛苦影响很大。扁鹊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家旅店里做过管理人。当时有个名叫长桑君的医生，经常到这家旅店里住宿，扁鹊格外敬重他，招待热情周到。平时，一有机会扁鹊便向长桑君请教医学方面的问题。他虚心好学，爱动脑筋，记忆力也很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和医疗技术，另外，还广泛地阅读了前人的医学著作。在长时间的交往中，长桑君也发现扁鹊聪慧过人，对问题有独到见解，是个不同于一般的人。若再加以指导，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有一次，长桑君私下里将扁鹊叫来，说：“现在我已年老，想把祖传秘方传授给你，请你不要泄露。”扁鹊非常感激。后来，扁鹊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掌握了长桑君传授给的本领。同时，他又深入民间，虚心向平民百姓学习，总结了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使他的医术日臻成熟，从而成为当时一位非常有名的医生。’
那时，在中国境内，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扁鹊经常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足迹遍及现在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和陕西等地。扁鹊关心民众疾苦，走到哪里，就为哪里的人民热心治病。他听说赵国都城邯郸的妇女多病，便做“带下医”，即妇科医生。来到东周都城洛阳，知道那里的老年人多患耳病和眼病，便做“耳目医”，即五官科医生。到秦国咸阳后，了解到这里的小孩多病，便做“小儿医”，即儿科医生。由于扁鹊医道高明，待人又诚恳热心，为百姓治好了许多疾病，所以很受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他在赵国行医时，劳动人民送他“扁鹊”这一称号。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当时人民赞扬他就象古代名医扁鹊那样，能使人“起死回生”。秦越人得此美称后，声誉日高，其真名倒逐渐不为人们所知了。
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为了给更广大的人民解除 疾病的痛苦，并使自己的医疗技术后继有人，永远流传下去，扁鹊还打破历来医疗技术被官医把持、垄断，专门为少数贵族服务的局面，广收徒弟。他教弟子子阳制作治病用的针，教子豹使用熨贴技术。他又教子同学习制药，子明学习针灸，子游学习按摩，子仪学习养神怡气，子越学习接骨推拿技术。扁鹊门下的弟子还有很多。这些弟子后来都成了名医。
扁鹊看病行医有六条原则，就是所谓的六不治：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不讲道德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深不早求医的不治；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的不治；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不治。扁鹊生活的时代，巫术十分盛行，国家设置了许多专门机构从事迷信活动，形成了巫术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对此，扁鹊特别把“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原则之一。扁鹊敢于同巫术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用自己高超的医术和显著的疗效
淳于髡
淳于髡 (约公元前386年～前310年)，战国时期齐国（今黄县）人。齐国赘婿，齐威王用为客卿。他学无所主，博闻强记，能言善辩。他多次用隐言微语的方式讽谏威王，居安思危，革新朝政。还多次以特使身份，周旋诸侯之间，不辱国格，不负君命。公元前349年，楚国侵齐，他奉命使赵，说服了赵王，得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国闻风，不战而退。政治思想上，他主张益国益民的功利主义。在同孟轲就“礼”与“仁”的两次论战中，鲜明地表现了他这一立场。司马迁称赞他说：“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所著《王度记》今已失传。
司马迁《史记》说他“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并将之将来《滑稽列传》之首。
齐威王当政初时，“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国政荒乱，群臣莫敢谏。淳于髡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齐威王说：“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齐威王明白他的用意及苦惊讶，用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此振作起来，治理朝政，收复失地，使齐车又强大起来。“一鸣惊人”也做为典故流传下来。
齐威王八年（前349年），楚国出兵伐齐。齐威王命淳于髡带“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向赵国求援，淳于髡向赵王陈明利害关系。请其出兵。赵国当即派“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援齐，楚国闻之，连夜撤兵。齐威王大喜，在后宫摆宴庆贺胜利。当齐威王问其能饮几杯酒时，淳于髡借机又一次讽谏说：饮酒可多可少，但“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齐威王更加相信淳于髡的话，从此罢长夜之饮，除淫靡之风。淳于髡一生机智、幽默、直言敢谏，能言善辩，出使不辱使命，属乱世贤臣。
孟尝君
孟尝君，即田文。战国时齐国贵族。袭其父田婴之封爵，封于薛（今滕州南），称薛公，号孟尝君。与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轻财下士，门下食客3000人。
齐湣王使其入秦，被秦昭王扣留，靠门客中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逃出秦国，归为相国。曾联合韩、魏先后打败楚、秦、燕等国。后因田甲叛乱事，被诬告，谢病归家。齐湣王灭宋，欲除之，遂离薛奔魏，任魏昭王相。
庄子
庄子，名周，战国时蒙人（山东东明，一说河南商丘，一说安徽蒙城），曾为蒙漆园吏。和孟子同时，比孟子略晚一点。约生于公元前355年（周显王十四年），卒于公元前进275年（周赧王四十年）。庄子家境贫穷，曾居住陋巷，以织屦为生。
庄子信奉老子的学说，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相当复杂，攻击儒、墨，主张回归自然；愤世嫉俗，痛恨黑暗现实，楚威王曾重金聘他为相而遭拒绝；富于批判精神，但同时又想取消斗争，否定知识，有浓厚的消极情绪。
现存《庄子》一书，分内篇、外篇、杂篇。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为是庄周本人所作；其《外篇》十五篇及《杂篇》十一篇，有些学者则认为是后世道家学者所依托。
《庄子》文辞美富，汪洋恣肆，姿态万端，风格独具，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它的突出之点是想象奇特而丰富，以夸张的手法虚构了大量的寓言式人物来阐述他鄙薄富贵、逃避现实的处世态度和向往绝对自由的理想境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次，该书运用寓言之丰富和比喻之多样，亦为诸子散文之冠。庄子自称其文“寓言十九”，即以生动的故事，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尽管其表达的道理有时或许是悠谬的，然而这些寓言却往往给人以很大的启示。如庖丁解牛、望洋兴叹、东施效颦、井底之蛙等，至今仍为人广泛传诵，有其独特的影响。再次，《庄子》已摆脱语录问答的形式，能围绕中心论题展开阐说论证；语言华丽，词藻丰富，时或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声韵和谐，优美动人。
在先秦哲学家中，庄子的性格最富于美学意味。“他的思想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闻一多语）。庄子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是最高的、绝对的美，而现象界的“美”和“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因为“美”和“丑”的本质都是“气”。庄子的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逻辑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庄子通过对于一大批兀者、支离者的描绘，指出人的外貌的奇丑可以更有力地表现人的内在精神的崇高和力量。在庄子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在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和孔子“文质彬彬”的主张很不相同的审美观，在艺术史上则出现了整整一个系列的奇特的审美形象。
庄子通过“象罔得到玄珠”的寓言，用老子“有”“无”“虚”“实”的思想对《辞系传》“立象以尽意”的命题作了修正，强调只有有形和无形相结合的形象（“象罔”）才能表现宇宙的真理（“道”）。庄子的这个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意境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
孟子
孟子，名柯，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县）。他主要活动于旧中国时的梁惠王、齐宣王时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相传他是鲁国三桓孟孙氏的后人，曾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的门人，成为儒家的会子，子思学派的继承者，并发展了这一学派。学成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游说诸侯，经历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虽然也曾受到黄金之*，进位卿相之尊，但国君们并不行用其道。孟子特别寄意于齐、魏这样的万乘大国，虽曾反复游说进言于齐宣王、梁惠王，但迄未得任用。其中唯腾文以对孟子的游说极感兴趣，曾有意行使他的主张，但由于腾仅是一个“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大约由于不果其志，后来便离去了。
孟子生平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历游诸国所受的周折，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孔子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的一条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七篇。
孟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仁”的思想，把本来侧重于伦理原则的“仁”推及于社会政治，提出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的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斥“扬朱”，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体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者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成为“独夫”。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的思想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把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叫做“小人”、“野人”，把封建统治者称为“大人”、“君子”。他们的关系是“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大人”、“君子”劳心，“小人”、“野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这种借社会分工为剥削辩护的理论，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崇奉的学说，其影响是深远的。
他的民贵君轻的重民思想具有进步意义。他提倡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优秀品质，是十分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曾经鼓舞了历史上的许多志士仁人，为民族的复兴、祖国的富强，去进行不惜生命的奋斗，留下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
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因此在儒家也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钟离春
钟离春，战国时齐无盐邑（今东平县无盐）之女，齐宣王之王后，中国有名的“四大丑女”之一，也是历史有载著名的中国第一位女政治家。
钟离春相貌丑陋，年近30还未出嫁，但她才华出众，素有大志，有安邦治国之才。当时齐国威王死后，子辟疆即位，是为宣王。齐宣王即位后，重用田忌和孙膑，整顿国政。后又救韩败魏，杀死魏国大将庞涓，诸侯无不耸惧，多年朝贺通和，齐国声威大振。齐宣王自恃其强，耽于酒色，又于城内筑雪宫宴乐，还辟郊外四十里为苑囿狩猎。又聚游客数千人于稷门立左右讲室，日事议论，不修实政，嬖臣专权，忠臣心离，齐国走向衰败。
钟离春知道这些事后，心急如焚，她担心自己国家的安危。于是决定去面见齐宣王。一天，齐宣王在雪宫大摆宴席，盛陈女乐。她来到宫门外，说有事要面见齐王。守门卫士见她貌丑，不让她进。并说她是“天下强频之女也”。她说：“我是齐之无盐人，叫钟离春，年三十余，择嫁不得。闻大王游宴离宫，特来求见，愿入后宫，以备洒扫。”守门卫士于是奏知宣王，被招进去。群臣侍宴者见她丑陋，都掩口而笑。宣王问：“我宫中妃侍已备，你貌丑不容于乡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难道你有特殊才能吗？”“我没有奇能，特有隐语之术”，“你演示给孤看，若言不中用，斩首。”钟离春并无惧意，她扬目炫齿，举手再四，拊膝而呼，说：“危险啊，危险啊！”宣王不明白，问群臣，也都不解其意。宣王于是把钟离春叫到面前，让她说明。钟离春说：“大王赦我不死，我才敢说。”宣王同意。她说：“大王有四失。我扬目，表示烽火之变；炫齿，代王惩拒谏之口；举手，代王挥谗佞之臣；拊膝，代王拆游宴之台。”齐宣王大怒，要杀她。“请求大王容我说明大王您的四失，再杀我。我听说秦用商鞅，国家富强，不久将兵出函关，与齐争胜，大王内无良将，边备渐弛，必受其患，所以我扬目而视。我听说‘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亡其家’。大王内耽女色，外荒国政，不纳忠谏，所以我炫齿为王受谏。且大王信用阿谀虚谈之人，我担心有误社稷，所以举手为王挥去。大王筑宫囿，台榭陂池，殚竭民力，虚耗国赋，所以拊膝代王拆掉。大王您这四失，危如累卵，仍偷目前之安，不顾异日之患。我冒死上言，倘蒙采听，虽死无恨。”
齐宣王听罢，如梦初醒，深受感动，说：“没有钟离氏的话，我还不明白我的过错。”于是当时就罢宴，用车把钟离春载到后宫。用占卜之术选择了良辰吉日，立钟离春为王后。并且“停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四辟公门，招进直言，延及侧陋。”齐国大治。
“而齐国因以大治者，丑女之功也”。并且以无盐之邑封钟离春家，封钟离春为无盐君。后人又称其为“无盐娘娘”。至今“无盐娘娘长得丑，她为齐国定邦基”的传说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嘉祥汉代武氏祠画像石中，就有“无盐君钟离春，齐宣王”二人的带铭画像内容。后人又把无盐娘娘的故事搬上文艺舞台，在元杂剧和地方戏中都曾编演其故事。钟离春的故事在《史记》和《列女传》等史书中均有记载。
鲁仲连
鲁仲连（约前305～前245）战国时齐国（今王老乡望鲁店村）人。
纵横家,成名于稷下学宫。善于谋划，常周游各国，为人排难解纷不受酬报。公元前260年，秦军围困赵都邯郸，他以利害劝阻赵、魏大臣尊秦为帝。赵、魏两国接受他的建议，联合燕、齐、楚等国共同抗秦，邯郸解围。公元前249年，齐国派军收复被燕占据的聊城，年余不下，百姓灾难沉重，他以亲笔书信劝说燕将撤守，齐复得聊城。《汉书?艺文志》有《鲁仲连子》14篇，今佚。有清马国翰辑本。
田单
田单 战国时齐国将领。临淄（今淄博东北）人，田齐的疏远支裔。齐湣王时为临淄市掾。燕将乐毅破齐，下70余城，他率宗人逃至即墨（今平度东南），被推为将军，据城抵抗。燕昭王死，施反间计燕惠王，燕撤换乐毅，以骑劫代将。又鼓舞军民斗志，并遣使约降于燕，乘敌不备，用火牛阵击败燕军，杀骑劫，收复失地，从莒迎接齐襄王复位，以功封安平君。前264年由齐入赵，被任为相国，封平都君。
蒙骜
蒙骜(?—前240年)，齐国人，战国后期秦国名将。 秦昭王时自齐入秦。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蒙骜为秦将，率师伐韩，夺取中原要地成皋、荥阳，置三川郡。三年，攻赵榆次、新城、狼孟等地，取三十七城；又攻占赵重镇晋阳，合置太原郡。秦王政三年，领兵攻韩，取十三城。前247年,蒙骜率军东向攻魏，屡败魏兵。后被魏公子信陵君率联军击败。五年，秦闻魏公子死，使蒙骜攻魏，取二十城，置东郡，使秦国土与齐相接，对韩、魏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因屡立战功,官至上卿。秦王政七年，蒙骜卒。
邹衍
邹衍，亦作驺衍，齐国人，活动年代比孟子稍晚。邹衍在齐国稷下住过，到过魏、赵、燕等国，受到各国诸侯的礼遇。特别在燕国，燕王为他筑碣石宫，以师礼待之。他曾在赵国批驳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使公孙龙被绌。
邹衍的著作很多，皆已散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著有“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也都亡佚。
邹衍的学说
邹衍跟儒家的关系密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些是符合儒家宗旨的。《盐铁论?论儒》引御史的话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率以显名。”这是说，他先是儒家，以后成为阴阳五行家的。他的五德终始说，也可能是由儒家思孟学派的五行说进一步演化而来。
邹衍的学说体系“闳大不经”，包括天论、地理学说和历史观。
邹衍的天论，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的自然、历史的变化发展，一直往上推到天地没有产生以前的不可考究的混沌状态。他的天论在当时很著名，被称颂为“谈天衍”。
邹衍的地理学说，认为儒者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中国，他名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九州。相当于赤县神州大小的州，还有八个，就是大九州。每一大州的四周，有裨海环绕。大九州的四周有瀛海环绕。再往外就是天地的边际。
邹衍大九州说的产生，可能跟齐国商业交通的发达，尤其是便于海上交通的条件有关系。这一学说，反映了我国战国时期人们对世界地理的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这一学说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在人类地理认识史上也是一个进步。当然，他只是猜测、想象，而不是科学的。
在历史观方面，邹衍有《主运》一书。“主运”的意义和“五行”相当。《史记?封禅书》说：“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话说：“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邹衍的基本思想是五德终始论。这是他“深观阴阳消息”有得的理论，也是他显名于当时的主张。五行说有相生和相胜的两种说法。相生的次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用五行来配四时：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因为土没有地方安置，便把它放在季夏。这种五行相生说是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到了邹衍把相生说改为相胜说，把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五行，附会到社会现象上，叫作“五德”（德是属性的意思），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政权兴衰，“递兴废，胜者用事。就是五德终始说。所谓五行相胜，就是：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在《吕氏春秋?应同》中还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一段：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蚯蚓）大蝼（蝼蛄）。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邹衍的五德终始，即五行相胜说，是依照土、木、金、火、水顺序，“终始”循环“转移”。他从五行相克出发，说明历史是依五行运转而有王者代兴。为了适应五行的运转和天的祥，就必须定出相应的制度，所谓“载其祥制度”。他说的制度是指其色尚黄（或青、白、赤、黑），其事则土（或木、金、火、水）等等。《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是依五行的配列，规定政令、服色、符法、冠舆等制度，这是五行学说影响政治的具体表现。这也是《中庸》所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的具体表述。
邹衍的学说，从方法上考察，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指出的，“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乃仅凭臆测推想立说，他的理论依据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天命论。依五德终始说，历史是变化的，不是停止不动的，但变化过程不是发展，而是循环。把历史变化的原因说成是由于五行相胜，是唯心主义的。五德终始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历史趋向大统一的客观形势，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建立新的统一封建政权的需要。按五德互相代替的学说，认为历代王朝不是万世一系，而是必然的改换，这对打破世袭制度有着一定作用，他的学说到两汉演变为谶纬之学，专讲五行灾异，图谶符瑞，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欺骗人民的工具，并为中国两千多年来迷信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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