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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1936出生，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国学研究院院长。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至今，1984年晋升教授，1986年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1982年4月至1983年3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教师；1992年7月至1993年9月以及1998年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1997年9月至12月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学者。2004年9月至11月任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9月开始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与北大联聘）。此外，还先后在日本爱知大学，美国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华盛顿、夏威夷等大学，以及香港大学、台湾大学讲学。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述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合著）、《陶渊明研究》、《中国诗学通论》（合著）、《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主编）、《当代学者自选文库·袁行霈卷》、《袁行霈学术文化随笔》、《陶渊明集笺注》、《唐诗风神及其他》、《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主编之一）、《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主编）等。曾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级特等奖（个人），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特等奖，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暨人民教师奖章，北京市人民教师称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你是他的学生，上课之前你期盼着他的到来。他轻轻地推门进来，白发皤然，精神矍铄。他微笑着和你打招呼，询问你的学习、生活状况，你的每一丝忧虑或欢乐都可以和他分担或分享。一堂课下来，你有许多感想要对他诉说，他会耐心地听，同时启发你得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结论。
他，就是已经在北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者，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
一个没有传奇性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平庸，先生踏实质朴的经历如泉流山涧，没有惊涛骇浪，却于涓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在他的老同学作家马嘶的印象中，先生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同学注目的。那时，同学经常发现他在未名湖畔的绿树丛中捧书诵读，或掩卷沉思。先生还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经常写诗，并以音质优美的朗诵受到大家欢迎。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1957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在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文革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波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他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有。他准确地记着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的学生岁数普遍比现在的大，他们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此后几年间，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先生的课在80、90年代成为中文系学子和许多喜欢中文的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成为北大学子心中美丽的记忆。一位博士说：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那种陶醉和潇洒，让你感到他还是个年轻人。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者风范开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82—1983年，先生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他是首位受聘于东京大学的北大教授。时间刚刚过半，东大中文系主任就给北大发来公函，称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并希望先生延长一年。1992—1993年间，先生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又引起了巨大反响。先生回国时，许多学生自发到机场送行，有的学生家离机场太远，就在头一天晚上赶到距机场近的同学家里落脚。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显著的位置对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的题目更散发着浓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京城来了人》。直到现在，每当遇见新加坡学界的朋友，他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谈起先生当年的风采。
先生上课很有自己的风格。他十分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课堂上总是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国学研究院2002级的博士生曹胜高说：“袁行霈老师很有雅量，尽管他是一位声名远播的学者，但是他非常虚心，非常坦然地倾听同学的不同见解。”只要是袁先生的学生，或听过袁先生课的人，你只要问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首先想到的词多半是“如沐春风”。“上袁先生的课你经常有这样的体验，不知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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