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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殿内孟子像 永恒的人文关怀

来源:    时间:2016-05-10   【浏览字号:

    孟子是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唐朝中期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直接继承了孔子“道统”,孟子的地位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 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话说北宋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五月壬戌,伴着未央的夜色,百官朝圣,一如往常,但其中一人手持奏章,神情肃然,行色匆匆。

    他便是晋州州学教授陆长愈,此次临朝有要事将要上奏皇帝。肃穆的大殿之上行过君臣之礼,皇帝宋神宗与群臣商议国事,陆长愈奏请宋神宗,说道:“春季和秋季在学校设置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时候,孟子应当与颜子等人一起享有!”话音恳切,掷地有声。一时朝堂之上寂静无声,大家都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不知所措,因为自从唐代以来,从未对祭奠的先贤们改动,又因为涉及到礼仪,事关重大。

    稍有片刻,等群臣回过神来,渐渐有人开始议论,有人说道:“但凡有资格享受祭祀以及随从孔子一起被祭祀的人,都是春秋时代孔子同时期的圣贤,而孟子与他们一起享有一样的待遇是不恰当的,从历代习惯上讲也不是合乎规范的。”此时大家议论纷纷,各持己见,一时之间,朝堂之上莫衷一是,而神宗看在心中,却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当此时,礼官打消喧闹的气氛,说道:“遥想当年,唐朝太宗年间让汉朝时期的伏胜、高堂生以及晋朝的杜预、范宁和颜回接受一样的祭祀礼遇。直到如今和孔子一起享受祭祀的人也不都是与孔子处在相同时代,所以孟子在孔庙应当和颜回有一样的地位,而荀匡、扬雄、韩愈也是弘扬圣贤道义的有识之士,都是有益于古今学问的人,到如今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享配高庙,的确是件十分遗憾的事情。希望从今天起在春秋季节祭奠圣贤的时候,让孟子享有高庙的祭礼,荀匡、扬雄、韩愈也加封爵位,以他们所处的年代来定先后,与左丘明等二十一贤人一起享受祭祀。从国子监以及天下的学堂、宗庙都列上邹国公孟子的塑像,衣着品级和兖国公颜回一样。”礼官毕竟是这方面的“专家”,说完之后朝堂之上的纷争偃旗息鼓,神宗欣然同意了陆长愈的奏请,诏定按礼部的意见施行。从此,孟子便被请进孔庙,与孔子同享祭祀。

    孟子的思想也随其声誉渐渐传播开来。越来越多的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孟子的思想有所了解,并经受这些思想浸染着。随着宋代的理学发展,理学家逐渐将孔子思想于孟子学说揉为一体,号称孔孟之道,成为儒家思想学说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可是好景不长,至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洪武五年(1372年)的一天,对于亚圣孟子的神灵来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日子。这一天,盛怒之下的朱元璋,想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的位置上撤下来,取消他配享的待遇。孟子的配享地位受到了冲击。这次可是来自封建皇帝的冲击,看来孟子的配享地位真的岌岌可危了。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曾经翻阅《孟子》一书,当他看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时,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不是一个做人臣的应该说的话,命令罢免孟子的配享,并下诏说如有谏者以大不敬的罪名论处,并且命官员金吾(注:金吾将军,为明代第六级武散阶称号,属正二品官的升授之阶。)用箭矢射之。

    但是历代帝王阅读《孟子》者甚多,缘何会是朱元璋这个皇帝会如此恼怒呢?这恐怕要从朱元璋和孟子两人身上去找根源了。

    关于朱元璋有这样的记载,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见《明朝小史》卷1)此虽小事一桩,足可管中窥豹,见读书人在其心目中所处位置。明太祖虽然用儒家思想安定国家,但他在骨子里又实在看不起儒生。

    妄自尊大、刚愎自用的朱元璋,对于“至圣文宣王”孔子这么一个播仁施爱的逝去的长者形象,是一百个不情愿。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曾下诏说:“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诏令一下,朝野大哗。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就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也上疏苦苦劝谏:“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见《明史·钱唐传》)经过大臣们这么一闹,朱元璋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只得极不情愿地收回了命令。但他一直又心有不甘,于是几年之后,便把这一腔的无名之火发在了孟子的头上了。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的民本思想,孟子提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孟子的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君臣关系也是相对的。他说:“说大人则藐视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若“天子不仁”,则“不保四海”(《孟子·离娄上》)。这里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为了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天子就必须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这便是孟子的政治观点。在哲学上,孟子提出了“性善论”,即人生来皆具有仁、义、礼、智等天赋的道德意识、“良知”和“良能”,希望人人能够坚持真善美的本性。战争观点上,孟子在当时封建统治中就更显激进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以力服人的暴君,企图用武力征服别人,就不断地发动战争,“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就犯了大罪,国君应该“服上刑”(《孟子·离娄上》)。生活于战国战乱不休、杀人如麻这种乱世之中的孟子,能有这些超越时代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这些民本思想,对正欲通过强权建立朱家千秋大业的朱元璋来说尤其刺眼、逆耳。并且朱元璋本来就对孟子那个时代异说纷呈的各种学说很反感,在洪武元年与儒学之臣讨论问题时,朱元璋就曾说过:“战国之时,纵横捭阖之徒,肆其邪说。诸侯急于利者多从之,往往事未就而国随之以亡,此诚何益?”“邪说之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夫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焉得而治!”(《明史纪事本末》卷14)基于这种心理,闲暇之时,经常翻阅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书《孟子》的朱元璋,看到这些内容就不高兴了,因此厄运降临到孟子头上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就在孟子面临被罢黜孔庙的时候,刑部尚书钱唐挺身而出,冒死抗旨入宫廷进谏,并抬棺材上朝,对朱元璋说:“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此言一出,朝臣一时无不为这位识大体、重大义的谏臣担忧,朱元璋也着实无奈,一来见其官居要职,杀了可惜了人才,二来见其言辞诚恳,坚毅刚卓恐留于后世“杀贤臣、诛忠良”的骂名。最终没有加罪于他。孟子的配享才得以保留下来。

    此次风波过后,孟氏族人十分感激钱唐,为了报答他的抱死苦谏的正义之行,特地在孟氏报德祠内设钱唐牌位,每到过年和祭祀时节祀便举行较大的祭祀活动。后来,又将钱唐的牌位移到孟庙西庑,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其牌位升祀东庑,位列韩愈之上。

    孟子塑像几经波折终于留在了大成殿内,从而也可见其思想在人民心中有着稳固的地位。孟子的“仁政”“为民”对历代当权者是一种警示;其追求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刚正不阿之风,对当下的个体来说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话语。时代在变迁,不变的是那些永恒的人性和我们社会文化中永恒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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