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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大成:批孔到学孔,我们与孔子到底啥关系

来源:    时间:2015-10-22   【浏览字号:

【导读】本文摘自靳大成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艺学通论”的讲座实录,原题目为: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现在的国学热,海外遍设孔子学院,国内推广“四书”等儒学经典,各种国学院、读经班遍地开花。此前,不管是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还是80年代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新思潮,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无一例外受到各种误读曲解或恶意批评。我个人对孔子的认识走了“之”字形路,从大批判式的初次接触到改革开放后的误读,再到现在的较深入领悟,慢慢对孔子和儒学思想有了一点理解。重新认识我们与孔子的关系才能找到今天理解他的正确方法。清末从经学研究中走出来,却又落入全盘否定儒学的窠臼;同时,对孔子思想的纯学术研究仅仅是我们理解孔子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并不只存在于故纸堆、博物馆中。实际上孔子的思想仍然活在我们身上。学习孔子不能靠章句之学,而必须能联系实际功夫上身。因此,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是需要我们重新面对的时代课题。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知名学者、国学实践家靳大成

孔子的难题与我们的难题

我是1984年考入本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钱中文先生。我也是从这里毕业的,大家不必称我老师,就算是你们的一个前辈学长。研究生院从1978年恢复招生,我们84级和上一届83级有个明显的不同:相对而言83级出的局级干部多,84级出的江湖散仙多。大概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院的集体罢餐、罢课全是从我们这届开始。所以说,我们也曾年轻过而且比你们现在还能折腾,有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氛围。

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学体系是比较特殊的。比如文艺学通论这门课,如果与高校相比较的话,我们的文艺学专业的教学体系课程似乎不配套,不成体系。我们的老师不用上课,没有教学任务,所以,虽然不是按照高校那样,依部颁标准传授知识,但一般是讲述自己的心得与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老师在堂上讲的,一定是他自己最新的最有体会的东西。这里我也谈一谈我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一点体会。

2500年前,孔子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今天有些像,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无所适从。我在文章里曾这样来描述:四顾茫然,心无所依。今天如果有学生来问我:“老师,你对目前的社会现象如何看?怎么评价我们的历史?今天这个时代,儒学是应该复兴还是改造?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办?”说实话,我不知道。春秋时代,孔子也不知道,他一开始可能也很困惑。孔子何许人也?出自没落家庭,宋贵族后裔,甚至一度找不到自己父亲的墓地。有一年,鲁国的季氏在国中宴请鲁国的士人,按说孔子作为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士的后人是可以参加这种聚会的。孔子穿得非常整齐地去了,但是到了大门口却被阳虎给拦住了,说:“季氏是宴请国中的士人,你没有资格参加。”这是当面羞辱。可见当时的孔子是非常落魄的,他找的工作也是看管仓库、放牧牛羊之类的活,但孔子的簿记做得非常好,什么进货出货存量呀,管理牲口呀,样样在行。所以后来他说,我少也賎,即出身微,什么粗活儿全都干过。

俗话讲“三岁看老”,孔子小时候玩的游戏也和人不同,就爱和玩伴们搞点小祭祀。一般的孩子玩什么捉鸟逗猫爬树之类的游戏,而孔子喜欢模仿祭祀演礼。孔子的“志于学”和我们所受的早期学校教育是很不一样的,孔子拜了很多师父,而且学会多种“鄙事”。所谓多乎哉不多也。鲁迅在《孔乙己》中写:孔乙己捂着一盘茴香豆,怕孩子抢,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不必多能鄙事。这话说得多好啊,确实没必要知道很多:现如今网上信息那么多,博客八卦那么多,知道那么多有何用,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

孔子自言年十五志于学,到底学什么东西?80年代新思潮滥觞。记得1984年李泽厚先生来做报告,我们那时候跟你们现在一般大,特别浮躁轻狂,能一知半解地知道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李老师当时讲马克思-韦伯,讲斯宾诺莎的如何观察历史的名言,在师辈中表现得不同。不过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国家几十年来经历文革造成的文化乱象,除了领导人的原因和政治、经济的原因,几代知识人多少也是有责任的,不遗余力地拿来了苏联的体制。我们当时经常跟老师辈们辩论,有时是拿他们当靶子作批判的对象。记得当年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说:“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是研究生带导师。”他在一个会上和同辈学者们调侃道:“我比你们强,年轻人经常去我那儿,我知道许多新的知识,”因为师辈们学俄文,他们熟悉苏联的一套知识。但不少人不懂英文,对西方当代理论不清楚。这就是所谓研究生带导师。上世纪80年代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当时热衷于艺术人类学,罗伯特·莱顿的那本《艺术人类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的形式》就是我组织翻译的。那时我们急切地试图翻译西方理论,以新的西方学术知识和师辈们对着干。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非常错误的批评。现在才明白,孔子在他的时代所遇的种种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变换了形式全遇见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必须沉下心来,重新面对我们的传统,重新思考孔子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的重要理由。

我走过的“之”字路

我只上过中学,没读过高中。中学毕业后正是上山下乡,工厂矿山,赶上了“批林批孔”运动。为什么我对孔子的认识走了一个“之”字形?1971年9月林彪事件出现后,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成了毛主席的一个心病。1973年8月后,中央开了一个会,决定开展批林批孔,挖思想根源。据汤一介老师讲(文革中为梁效成员),当时在林彪家里搜出很多古代典籍。在某个会上,江青问周恩来:“我没怎么读过四书五经,总理你读的很多吧?”实为影射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被同事们称为“周公”。周恩来话锋一转:“春桥你应该读过吧?”张春桥答道:“我没读过,但为了批判,目前正在猛读。”我相信他们没怎么读过,但为了批判孔子,他们就需要把牛棚里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包括汤一介老师请出来。汤一介老师文革中曾给江青上过课,据说江青的领悟力极强,一点即通,涉及后来的儒法斗争典籍等都非常明白。据说:林彪家里藏书大概有八万册。而且以古代经典为主,有些书上经常勾勾画画。此时开展批林批孔,是为了什么,林彪和儒家真有什么关系?文革初破四旧不是已经把传统文化打烂了嘛?批林批孔至少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巩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借林彪事件,再次打垮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思想上论证文革批判传统文化是正确的。林彪虽然常与陈伯达等相互赠书,一生也读书有自己的心得,但他无非织户出身,初中文化,考入黄埔军校,他对儒家经典能了解多少?可能知道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非说林彪跟孔子有关系受孔孟之道影响,就好像说拿破仑的后来横扫欧洲的战争跟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关系。但是四人帮必须拿这个说事,而且影射周恩来,周恩来被称“周公”、克己复礼等等。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复辟,反对倒退。报刊上开始出现大量批判文章,中共中央还专门编发了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下发。

我那时在工厂,因为喜欢写字读书,曾被选为我们车间理论组的组长,厂中心组会经常召集我们学习,包括写不着调的大批判文章,这是政治任务。学习马列理论和写大字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可以暂时脱离生产劳动,相比较在生产一线干活,是一项比较轻快的活动。那时接触孔孟之道,稍有常识的人读学习材料,就会感到作为批判对象的孔孟之道的言论并不完全是他们强加的意思,都会觉得那种上挂下连很牵强。但我当时是相信的,跟着一起做大批判文章。可是接触经典文本之后,有些话就像一颗种子落在土壤中一样,扎下了根。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句子非常美。可当时你不能说美,你必须批判。当然在批判的时候这个句子也顺便记下来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多么好的句子。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经过“五四”的冲击、文革的批判,但这些模塑了我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形态的语言,句子,真是熠熠生辉,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那时还看到朱熹一些文章,虽然我们只能写泼污水式的大字报,但是记住了很多朱熹的话语。我不知道对我后来有什么影响,九十年代后,看钱穆编的《孔子》,《朱子新学案》,仍非常感动。比如说,大家可以翻看《朱子语类·训门人》,你们就看“训门人九”中写道: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飏去。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说闲话逐物而已。敢说公等无一日心在此上!莫说一日,一时也无;莫说一时,顷刻也无。悠悠漾漾,似做不做,从生至死,忽然无得而已。

学者最忌的就是这个悠悠度日,说闲话逐物,朱子批评得真到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整天上课读书就叫抓紧时间了,就不是悠悠度日了。其实你并没有抓住你要做的东西,只是被动成自然地应付课程,因为你想求想学的东西不在你的心里,没有上身。时至今日重读这段话,仍让我觉得非常惭愧。儒学非常强调入世,强调实践,这就要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终食之间不违仁。这个日课功夫,今天我们谁做得到?

你们比我正好小了一个世代,三十多年吧。现在提倡国学,赶上国学热,全世界都在设立孔子学院。我经历了文革前,文革,文革后,改开,如鲁迅所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过来又革过去。今天,则是反方向的又一轮地消费孔子, 于丹者流或者其他一些提倡儒学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消费孔子,而且是用一种商业化的方式,其对待传统文化的粗暴程度绝不亚于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现在消费孔子山寨化孔子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今天我和我的学生辈子侄辈们交流,我稍微讲一讲我理解的传统文化,他们就会听不进去,因为现在体制和流行时尚给他们灌输的观念已经很牢固了。比如我讲谦谦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孩子们就会反驳我说:在学校或者在职场,必须张扬,否则人家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很多事情就没有我的份。这是小的例子。

改革开放前对孔子代表的传统文化批判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精神比较阳痿,都是内向的,不张扬的。这是不对的。刚才我问大家读过哪些儒家经典?可是读过不等于得着了,不等于理解了。读书是需要感觉的,要有体悟,读书必须上身,要有痛感才可以。我现在才明白自己读了很多的东西,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流行观念的影响,你的理解产生了误读“偏角”,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偏角从那儿来的?是我们不知不觉习染来的。你们是从小身处在市场化、扩招、教育产业化、全球化网络化等文化的熏染下,这是你们的习染。而我们习染的是相反的方向。其实在文革之前,对孔子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大致可以梳理出四五派,还算是半学术的讨论,像梁漱溟,马一浮、陈寅恪等,这些人在文革之前,声音是最边缘的,几乎发不出声音,但这些人是坚守儒家思想的,但他们永远是作为打击的对象,熊十力就算是特殊关照了,每一本书一出,也就是200册,只给他印200册,马一浮基本连出书都没有。此外,还有极左一派,包括关锋、杨国荣、戚本禹等,批孔孟之道是政治上的极左派。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比如象郭老呀,翦伯赞先生,任继愈先生呀,等等。但是在大的时代氛围里,我所接触得几乎都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观念来分析的。他们有一套唯心唯物的术语。治中国哲学史的会很熟悉这个过程。其实,用唯心唯物认识论的概念来套中国思想,是很牵强的。这是在批林批孔之前之中还有小的争议。

在文革结束之后,为了批判四人帮,曾经在山东开第一届哲学史会议,大家用的术语概念还是文革前文革中的这一套,就是不能还孔子和儒学本来面目,用不相干的系统和概念来解读。我们怎么读书,读书为什么?我以为我在读,但到底是我在读吗?还是我跟着别人,跟着流行的思想在读,在解?海德格尔说:这是语言在说我。在文革之前批判传统文化是相对说理的,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辩论。但是到了文革,到了批林批孔就走了到了一个极端,无以复加的极端,走到头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潮流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潮流变了,开始反方向的解读了,用西方的民主科学理性批中国传统。比较典型的走得比较远的批评者有刘小枫、甘阳。他们当年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齐名,影响很大。其中用科学主义史观批判传统的最极端的例子是金观涛等。今天你们听这些名字感到很陌生,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大家在学校里,宿舍里,课堂上讨论,餐厅里聊天谈论的都是他们。刘小枫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把鲁迅以来的传统都给质疑了。比如说中国人或者没有彼岸,或者缺少终极追问,儒道释三家跟基督教的博爱一比,基本不值一提。我们看当时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这些书,他说的是比较复杂的,从孔子、屈原到鲁迅都做了一些梳理,跟基督教的情况做了一些对比,总之是说中国文化怎么怎么不彻底,未究竟。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金观涛是用科学主义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理性与民主?他说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从“五四”,到建国后十七年,发展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这条路线走到头了;而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在现代化思路中反方向的误读。中国传统文化很倒霉,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接受批判,不断地被抹黑,被曲解,被污名化。全面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史以来的重要思想文化特点,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个历史过程很复杂。注意我虽然对这段历史是持反思批判态度的,但并未简单地作一价值判断上的否定,这个历史有其原因和复杂过程。今天我们又在潮头浪尖上,这个潮流一直在摆动不停。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接触孔子的。我相信我的前辈,我的同辈和你们这一代人,无一不处在这种潮流的摇摆中,无一不受这种潮流变化的影响。真正能在大潮中独立思考,超拔而出的,少之又少,难得一见。能在事后作出深刻反省已属难能可贵了。

(明)孔门弟子守丧图

孔子的学习方法

这里我不是一般地谈孔子的方法学,而是结合了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年轻学人的现状来谈的。我们学习孔子,就得象他那样,不是从定义出发,从教条出发,不是本质主义先给出个一二三的抽象标准,而是在具体情境具体细节具体人事上来谈方法的问题,这才有实际意义,这就必须有一个及物的当下指向。

(一)“身体力行”

我首先要问,我们所接触的传统文化的经典,在高校我们的那个“读”法,真的是在读吗?我的经验是,这是没办法用上课的方式获得的。现在高校里的高堂讲章,只是在我们与经典之间造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已。重要的经典一定要自己读熟才能有所领会的。这就要日有常课,而且,得身体力行。象《论语》我读得很熟了,当然现在的读和文革处在那个潮流中的读不太一样,同时和时下所谓的新新儒家们也不一样。对原典的认知不同,大致表现在价值判断上、处理文本上的方式、也包括自己的生活选择上。这里我所说的“体”不是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上讲的,而是我们具体的肉身,身体来说的。

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大六艺,小六艺。小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大六艺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不是儒家的发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来的。小六艺是初级课程,其中强调了射、御的学习训练。为什么?从孔夫子到毛泽东,都不是培养书呆子的,都有践行,有体锻,有武学。我也认为,今天,咱们大家不能做两脚书橱,至少需要有点体能训练。除了读好书,写好文章,能跟老师谈学问之外,如果生活中发生什么实际问题,能解决吗?当路人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帮人吗?所以需要体育锻炼:跑步、打球、游泳,爬山,走路,练拳等。孔子的学到底学什么?为什么要学习?他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非常不同的。这个“体”的日常训练是从我们的教育系统中挤出去了,我们的体育课不成功。我们看宋明的大儒还有强调“体”的,只是到了那些乡愿、下学、末流,就没有了。凡是读书把身体读坏的,一定不是好学生。“体”的问题,包括了修身的东西。修身除了坐、卧、行、住要符合礼仪之外,还包括身体的锻炼。他们是有的,所以他们会骑马驾车、射箭。如果没有这些,他们的团队在外出行早就出事了。

他收服子路为弟子是个例子。子路仅比孔子小八岁,孔子个子很高,九尺六寸,山东人;子路也是高高大大,他见谁也不服。他是头上插着野鸡翎,胸前挂着野猪牙,好武,很蛮横的一个人,迎面就侮辱孔子。而孔子以礼诱之,比试射箭,让子路心服口服。子路这人是直肠子,他一旦服你就彻底服你,唯老师之命是从。自觉担任学长的角色,给学生们分配工作,跟着孔子走。从此,这个团队在外边,再也听不到“恶声”了。尚武的精神本身就是儒学里面的重要内容。《孔子家语》中子路见孔子:

子路见孔子,孔子问曰:“汝何好乐?”对曰:“好长剑。”子曰:“吾非此之问也,徒谓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学问,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有益哉。”子曰:“夫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哉?毁仁恶仕,必近于刑。君子不可不学。”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斩而用之,达于犀革。此以言之,何学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

所以,在学习书本知识、专业技能之外,身体的训练和锻炼,包括艺术类的训练,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做单向的、干瘪无趣的人。

(二)“成才成器”与“君子不器”

我们都说墨分为三,儒分为八。儒分为八,分哪儿去了?如果对儒家典籍比较熟的话,孔子把弟子们分为四门:德行、政事、文学、言语。文学指的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并不是今天literature的意思,但是只是文献典籍的研究肯定不行。他不是总告诫子游子夏嘛,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诸位想想:何为君子儒?何为小人儒?小人儒就是读过几本书,会点脰丁之学,有一孔之见的人。孔子拿子贡开玩笑说他是器,是瑚琏:他明明讲君子不器嘛。可我们都把自己弄成器了。这一点不赖各位,是大环境和体制使然,让大家成为专业分工的奴隶,这跟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和传统文化教育的方向、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教育体制在存在很大的问题。是要有分工,但还需要有公共的东西,跟你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的东西。

在四门中,言语的问题很重要。儒分为八,分到哪去了?由于我们知道思孟学派的《中庸》、《大学》及后来的《孟子》等奠定了宋明理学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由于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形态。以前是学在官府,学在贵族。民间社会中不存在。如“子产不毁乡校”,但那不普遍。通过孔子的努力,使得办学、游学、治学、采风访学这个活动,学术研究和教育下行到民间乡里,不再为官府贵族所垄断,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孔子教了这么多东西。其中,政事,兵学,军事,有没有?肯定有。我们都知道由于孔子的努力,齐鲁之间在夹谷之会中,齐景公外交上失利,不得已归还了几块之前占领的鲁国土地。他在这个外交活动之间对鲁定公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所以他成功了。后来自卫返鲁之前,是冉有先回来的,因为季康子召孔子的时候,他们内部是有分歧的,当年是他父亲把孔子气走了。季康子很聪明,他先招孔子的学生回来作为一个过渡。冉求一回来,就帮季康子打了一仗,结果取得大胜利。问冉求怎么打的?冉求答道夫子教的。可读过论语的人都知道卫灵公问阵这章。孔子对卫灵公很生气,看他不是个东西,内政一塌糊涂还想向外用兵?孔子就说:“事关国家祭礼之事嘛问我可以,军旅之事就算了。”(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 老夫子第二天掉头就走了。这些地方都透露出许多蛛丝马迹,都需要细致地重新去还原历史。儒学里到底有没有武学?有没有兵学?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吴起就是子夏的弟子。而且冉有是打过胜仗的。所以,要说成才成器,夫子培养了各种人才,但他强调君子不器,至少一个人不能被自己谋生的某一专业技术限制住,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全面发展的有健全、高尚人格修养的人,才能立足于社会。

(三)语言观与“慎言”、“辞达”

子贡是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很会办外交的人。我们的中学都有修辞课,我们分工那么细,专门研究语法,已经变成语言学的分支了。可是那时候没有,只有言语,辞达而已矣。这里涉及到孔子的语言观。孔子的语言观和言说怎么看呢?他跟子贡是什么关系呢?说到语言问题,孔子一生在做文献,在做修辞在整理文献,当然是重视的。可是在教育弟子的时候,他说要讷于言,讨厌佞者。子贡是最能说的人。孔子非常烦。“佞”这个字解释起来很纷乱。我们可以称为强词夺理,狡辩。孔子的语言观是什么?他对言说采取什么态度?为什么让弟子少说话?这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大问题。孔子对时人的教导是,谨言,少言,言必有中。为什么?他是针对时代风气,针对当时的潮流来的。今天亦不能逃其外。

我们职业学者就会说吗?比如我和你讨论一个学术问题。学术讨论要讲基本事实,要讲道理,要有推论,有评价。实际中的情况呢,可能你明明不服我,但我言辞上占着上风,我明明讲的是个歪理,可在辩论中我老占上风,压着你。这就是佞。争辩讨论肯定是进学的一个途径,但它不是压制别人的借口,正确的争论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如何进行正确的学术争论?比如:你说今天是晴朗的天,我说今天是阴暗的天。我们先把争议搁置起来,我问你,你认为什么叫晴朗?阴天的标准是什么?你拿什么来判断?我根据你给我的方法、标准、理由来往前推,能不能推出你这个结论检验。尽管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假如我用你的方法比你推论的还深入,甚至纠正了你的错误,然后我再比较,看看我的方法能推出什么来?争论不是为了让你同意我或我同意你,而是让双方从他的逻辑原点一直推到结论上。不是骂战,不是压倒对方。这是苏格拉底和孔子讨论的方法。也即苏格拉底说的“助产婆”的方法。

你看看现在你们的老师辈,也就是我们这辈人,谁这样讨论问题?没有。为什么?因为缺少真正的学术训练,尤其没有真正的向学之心。今天你看我们学界全都是孔子说的“固、必、意、我”,争论时对对方的观点毫不尊重,刚才我提到的“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可实际上呢,好象我比他多读了两本书,这个领域他不知道,我知道,于是得意洋洋,有优越感。其实你知道又有什么用?你知道的能不能帮助我们共同达到认知真理的一个目的?这都不重要了。正是因为对时代的观察,对现实的感受,对自我的认知才让我进入到《论语》的世界。原来读不懂,很隔,后来慢慢读懂,不隔。到后来发现,什么远隔三千年?不对,他就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其实他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是我们不同学校的老师,同学,晚辈,这样一种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其虽百世可知也”,“十世可知也”,什么意思?一世是三十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看上下文,有两个方向,三百年前的事情能知道吗?为什么?他是根据文献了解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什么东西变化了,我是考证过的,有根据的。后面这句话是更广泛的意义。其虽百世可知也!他真有预见性,说得实在是太准了!今天我们跟他就是百世,接近三千年,我们对他的理解,为什么说他是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给我们提供的答案,他提出的问题,以及他遇到的选择困难,危机,挑战,我们今天全都遇到了。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去学习他,跟他对话,领悟他的思想,学习他的方法,用他的思想把他的种子种在我们身上,来应对当下的问题。不管是生活问题,学术问题,处理文本,要学习他这个。所以我很不情愿开什么论语专讲课。你信不信,在文学院一开论语课,马上变成知识考据,全在文献上,全在知识上,跟你的时代跟你的生活没关系,跟你的方法道路全没关系,孔子就成了我们消费的对象,或者是考古学的对象。当然,那个工作也需要,但如果只是这个维度,认识不了真正的孔子,也不会了解传统文化的真正命脉和精髓,这绝对不行。这就是我特别重视清初实学思想的一个原因。他们反对宋学的空疏,也反对教条主义地经学化地读论语。

(四)“修身”

一讲修身,你们会产生一套想象,视听言动呀,温良恭俭让呀,等等。孔子之后,从汉代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变成经学。大家感兴趣可以把《儒林传》、《文苑传》读一读。看儒林传,可以看到从董仲舒到程朱,脉络十分清晰。有一点需要指出,孔子的学习方法,研究方法,整理古代文献的方法,是非常丰富和立体的。前面谈的小六艺,还有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他做这个工作做了很长的时间,他跑到洛阳,去周的储藏室看了那里的典籍文献收藏。他跟老子也有过交往,他跟老子的对话也很好,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都保存下来。我们细读保留下来的这几段文字,会发现老子讲的话,隐逸和退守的意向非常明显。而孔子的反应,表面上赞美老子为人所不及,似乎很接近老子,实际上他跟老子的意向是相反的。老子对这个社会作的批评是让大家从中抽离出来,退出来,卷而藏之的。相反孔子的方向是入世的,是知其不可而为之。除此之外,各种礼也要学。周礼之繁复,的确是博而寡要,当年不能执其要,终生不能穷其学,实在太繁杂了。乐,是音乐,含着舞蹈。夫子的团队成员,他们是能唱歌、跳舞、弹琴的,是深通乐律的。而我们看后来明清笔记小说中的腐儒完全不会唱歌弹琴,为了考试读书弄得自己非常干瘪,弄得一点审美的情趣都没有。如果今天我们去参加雅集,有人唱歌,有人弹琴,有人高兴了就跳舞。我是舞太极。你们的聚会有没有身体的动作,艺术表演?今天只能少数民族人群中看到随时载歌载舞的场面,其实,我们的祖先也如此。我随便举个例子。

《尚书·牧誓》篇,周文王,号称天下三分有其二,有很多部落都跟他,到了武王伐纣这一天,各个部落联盟,从西面北面南面来的,都是蛮夷,而商纣王是什么人?纣王是很勇武的人,也是艺术品位非常高的人,他刚从山东打了大胜仗回来了。商代的城池,精美的青铜器,酒池肉林,商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高级文明。而周武王的部落联盟全是蛮夷的,文化上落后的民族。到了城下要开战了,周武王是怎么收束训练这支乌合之众的?你看《牧誓》中说的: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这是战争前的训话,在打仗前一天晚上开始训练部队,一夜载歌载舞,第二天一战胜之,这可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们想想当时的这个气势,一夜狂歌劲舞,把你身体的全部肌肉神筋细胞都活动开了。所以说,修身的内容和动作是非常丰富的。

音乐素养好的人学拳也容易。因为音乐本身就需要调动你的均衡感,动作的缓急轻重,动作的整体性全都有了。我为了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几年前也开始接触摇滚乐。什么崔健呀,候牧人呀,英国甲壳虫、披头士的音乐呀,听着很有意思。我们汉民族,身体动作僵化,不练武也不跳舞,读书人更是显得病病歪歪,没有生气。记得80年代初,郎平带领中国女排战胜日本队夺取冠军,大家都高兴,骑车到天安门,可我们没有情感表达的艺术训练和习惯,也不会发泄,只能扔帽子,摔啤酒瓶子。人家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他们楞是载歌载舞地庆祝,让人看了特别羡慕。这样看来,孔子是一个性情中人,决非后世描述的样子。可是在后来的明清科举制度下的孔子,文革批林批孔下的孔子,孔子成了什么样的人?其实他才是真正的音乐发烧友,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你看今天那个音乐发烧友能做得到?夫子是性情中人,饮酒无量而不乱。而且他在整理雅颂音乐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雅颂各得其所。他不但在这些方面做得非常优秀,而且当超出了所谓的“专业”,涉及到社会公共问题的时候,他绝不会象我们的专家们一样糊涂。尽管专业不同,比如我可以没看过你看的书,不懂你们专业。我能理解你,我们可以和不同专业的人有相关相交的话题和共享的知识。一个公共的话题,我们之间可以形成公共的知识。专业分工不能隔断我们的思想。

(明)孔子讲学图

(五)何为“士”?

孔子还提出一些核心的东西,过去人们并不明说出来,其实如果把他整理的典籍做比较,特别是我们有了新出土的材料,就会发现三代的史实与事迹当然不是那样,他说的先贤圣王是经过他的编辑整理,加工粉饰塑造出来的。其实,说透了的话,如果没有想象力根本无法做历史,这个想象力就是用的今天的生活经验调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由现在的生活经历去理解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文学穿透的能力。《尚书》是经过他整理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书有很多漏洞,需要怀疑。在他的整理编排之后,他提出一套理想。首先是天的问题,天说的不太多,但没有一个天肯定不行,就好像共产党也讲天,代表全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直强调群众路线。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如果没有天,或者没有人间之上的制约肯定不行,没有外在超越的力量,我们这个人间是不能存在的。会非常恐怖的。但是他讲的天,和两河流域的天、恒河流域的天,一样吗?不一样,这个天是不言的,不需要配人,也不是人格神。天何言哉?天意是我聆听。所谓天听即我民听,天视即我民视,“天地之间有杆称”,天的意志是体现在这里面的。这个东西的表达靠谁那?是靠君子和士。原来是靠圣王,圣王不在了,靠士。士是什么人?士是有社会地位的,虽然现在没有了,但在文化上还有,我们这一代传到这里,80年代有关知识分子的争论,因为它具体涉及到补贴和政策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高中毕业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座都是大知识分子了。

孔子着重强调君子,《论语》中,一个是“君子”,一个是“仁”,出现的次数特别多,他在不同的场合虽然谈的同一话题,但内容却大不一样。有人批评说孔子的思想不确定,我觉得不对,我们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讨论重要问题的时候,他是本质主义者吗?他会给出标准化定义吗?从不。比如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他全部都悬置,并不给出一个定义。他通过对话讨论让你自己把我们主观认为的意思全部自己否定掉了,就按照你自己的定义和标准,自己全否了。这不是说这些词没有确定的意思,当然是有的。我们看先秦和希腊表现形式不同,运思方式也不同,但这一点很相象。只不过孔子杏坛讲学,是娓娓道来,苏格拉底也是和朋友或者诡辨者当面讨论。但是你看《圣经》就不同了,包括《使徒行传》等,他们都是在喊,态度激越,屈怨、哀怨,他们是面对大众大声地喊,在控诉在指责,那个场景和孔子的环境完全不同。孔子不是在圆形广场上,不是在斗兽场上向广大人群喊话,而是私下的讲授,他不用喊。马其顿国王见第欧根尼,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我愿意像狗那样生活,表达了对流行生活制度的抵制,认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感觉享受以及物质条件环境的优厚。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毋须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亚历山大去见他,问他,“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说,“陛下,别挡我晒太阳”。那是在广场,后来罗马帝国也是这种圆形的斗兽场。而学术讨论不是布道,本来就应该是大家围坐成圆,相互随时可以插话,没有喊叫。西方的修辞雄辩术是针对政议院的。凯撒面对几百个元老院的元老,特别是政敌,他要讲话,此刻什么声音最具有威力呢?就是大声质疑、谴责的声音。控诉,雄辩,滔滔不绝。而这种所谓“雄辨”跟孔子说的“佞”,只有一墙之隔,雄辩,不见得是好事。佞,强词夺理,言不由衷的语言表达方式,纵横家言,朝秦暮楚,机会主义,当然不能接近真相,真理。

士,仕,从政做官。有不同的人来找他问学,求仕途,想当官。孔子没有回答出一二三条来。他只是告诉他们,要先行其言,言寡尤,行寡悔。根据你的情况来告诉你,你想当官。言寡尤,行寡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我有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在北京市宗教局一年半。特别感谢这段时光。我那段时间接触的官场,政府机关,特别的清白清明清贫。当时我们都是在食堂吃饭,招待工作一般是自己掏钱。外地兄弟单位来京找我帮忙的,我得凭我个人力量招待他,真是这样。后来风气就变了。言寡尤,行寡悔在仕途中的意义就是领导永远是对的。领导吩咐你做事,你按领导的意图去执行了,可是做出来之后又挨领导批评了。这时候你得说是没有领会好领导意图。如果你办好了,成绩永远是领导的。杜月笙有一套看人的标准,把人分为四等。最末等是没本事,有脾气。三等是没本事,也没脾气。二等是有本事,也有脾气。恐怕我们在座大多类此。而一等人是有本事,没脾气,不显山,不露水。真正是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说到我对孔子的认识走的“之”字形道路,我们还是可以相当程度上还原历史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所蕴含的力量都存在。儒学在传统思想里是什么样子呢?在《儒林外史》的有名的人物马二先生那里,所谓儒学就是举业,功名,而且这是古今之士都需要求的。这是马二先生的认识,他说过,战国时,多是游说之士,因为只有游说成功才能做官,所以孟夫子的雄辩和说辞也有现实需求。而汉代是举贤良方正,象公孙弘,董仲舒都是通过举贤良做官,这是汉人的举业。到了唐代,诗文取士,所以唐代的读书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了宋代,用理学之士做官,程朱都讲心性讲天理文章,所以理学就是宋人的举业。到了明清,举业,功名,更是变成了读书人的大事。你看,历史上的儒学实际,孔子的道理和真精神就从流行的儒学中消失了。你看,马二先生实用归实用主义,他讲的也是一番道理。

可以说隋唐开始,直到明清,是世界史上没有的先进的选拔制度,有助于上下层的流动。不管当官之后的地位如何变化,我还是代表我的地区、阶层。当然这种考试制度也有其弊端。大家可以看《儒林外史》中清代的科举将人扭曲成这样,跟我们今天的官场没什么两样。所以古人说:孔子既殁,千古之下,驾邪怪之说,肆奇险之行,侵轶我圣人之道者众矣,而杨墨为之魁,故其罪剧。孔子既殁,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靳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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