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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文化

来源:    时间:2008-02-23   【浏览字号:

  一、吴越文化的分布

  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注明了的。然而在这以前,吴、越的文化中心又在何方。关于吴都的地望,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此两地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我们发现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如南京的锁金村、安徽的屯溪等地。这说明吴文化 的早期活动中心不在太湖流域的苏、无,而是在宁镇及安徽一带。

  从苏南的武进、无锡、常熟、苏州、吴县、宜兴到浙北的嘉兴、湖州、德清、临安,余杭,再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诸暨、慈溪、绍兴、上虞、余姚等地的山脊上,密布着许多石屋建筑,时代从西周至战国时期。考古学界或称其为墓葬,或说是住宅,还有的说是军事堡垒。不论其有何用途,这一大范围内都有这种石屋建筑。从其形制、出土器物相同看,它们应是同一性质的文化遗迹。而在吴文化遗存较密集的宁镇地区至今尚未发现此类遗迹。这说明吴文化与越文化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太湖地区属越文化的范围,而宁镇地区则是吴文化的中心。

  二、吴、越文化的互相渗透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宁镇地区的土墩墓中,西周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类似,而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青铜器就极少见了。到了春秋时期的墓葬中,虽然瓷器增多了,但几乎不见豆了。西周时期的炊器为鬲、 ,到了春秋则以釜、鼎为主,极少见鬲。由这些变化看,中原的因素明显减少,而越文化的因素则逐渐增多,并最终占主导地位。这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如此强烈的变革只能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这与史书上所言吴越之乱相符。

  在太湖地区也可找到吴文化的踪迹。吴国于春秋早期开始进入太湖地区,并向东部挺进,于春秋晚期占有姑苏并以此定都。在考古学上的体现就是春秋时期,太湖地区的青铜器增多。在太湖地区武进、无锡、苏州、昆明等地都有发现,这些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的特点,时代都在春秋晚期。青铜器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较多,往往是上层贵族 的标志。太湖地区在春秋晚期出现大量吴文化特点的青铜器,说明吴国的统治者已于此时入主该地,吴人何时定都姑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应在春秋晚期,可能为吴王阖闾时。吴国虽然在姑苏建都较晚。但吴、越两国的文化都早在春秋前期就已交融。吴文化的始创者应是周人。太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蛮夷化,形成了吴文化。当地的土著属何种系。据文献记载应属谁夷的一支。他们与邻近的古越族人有矛盾,彼此争战不休,其结果当然是文化的互相渗透。

  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

  吴越文化、海派文化、吴文化、越文化

  无论吴越文化、海派文化抑或长三角文化,人们大多首先注目于对其空间概念的把握。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吴地文化”、“越地文化”这类地域文化概念,应当是确切的,开展相应的精致研究,也是必要的。在以往的文化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将吴越文化等同于江浙文化的认识,也出现过将“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相割裂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受行政区划的束缚,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同一性。
  回眸历史发展的长过程,“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这些为进一步把握吴越文化的内涵、特质及其价值取向,并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推进文化整合,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依据。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绝非诸种文化因子之间单纯的“传”或“递”,也不是各种传承方式和路径的简单叠加。文化传承的本质,在于各种文化基因的累积和裂变,在于诸种传承方式的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与相互作用,从而使文化具有流动性、延续性和再生性。
 
   四、吴越文化的历史轨迹 

      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墓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六朝至隋唐的晋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阴柔特质及其对温婉、清秀、恬静的追求,改变了吴越文化的审美取向,逐步给其注入了“士族精神、书生气质”。南宋直至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愈发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长。随着工商实业的萌芽,吴越文化除阴柔、精细之外,又平添了消费特征和奢华之习。到清康乾盛世,苏、杭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其间不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都成为这一文化走向高峰并在全国领先的标示,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逐步向上海转移,“海派文化”愈来愈被人们所接受和吸纳。建国以后,海派文化虽在特殊境遇中屡经波折,但其精神和理念仍得以顽强地传承和发展。所谓海派文化,绝非专指上海一地的文化,而应当被视为吴越文化在深厚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发展到近现代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标示的是,以上海为龙头和轴心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覆盖面应当包含如今的长三角地区,而其影响力则远远超越了这一区域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植根于吴越文化传统的海派文化,日益被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长三角整个区域成为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比翼齐飞,乡镇工业异军突起与小城镇的兴盛,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义乌现象相继出现,都不可能是彼此孤立的偶然因素使然,从这一区域的文化传承与更新中,就不难找到现实的注脚。随着浦东开发开放的深度推进,上海作为长三角领头羊的地位愈加稳固。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区域文化无障碍互动、共同繁荣的急切呼唤。在这种情势下,海派文化必然要以更加博大的胸襟、更为自觉的主动性,不断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充分展现其文化的引领、统摄与辐射功能。
 
  五、吴越文化的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
    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
 今天不论研究吴越文化,还是海派文化,都必须将其置于长三角文明的大背景中。惟此方能历史地发展地把握其主体文脉与核心精神。长三角文化与吴越文化、海派文化相承相继、一路走来,充分展现了归并和重塑传统优势的强大整合力。在当今新形势下,要使之得到应有的张扬和推进,再造长三角区域文化新的辉煌,对其深刻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充分把握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一方水土涵养一方人文,溯(长)江、环(太)湖、濒海的“山水形胜”,造就了吴越文化缔造者的文化习性与人文精神,注定了这一方文化与生俱来的开放胸怀。今天更要不断强化这种开放开拓的自觉意识,努力将长三角文化打造成“包孕吴越”、“汇通大海”的多元文化体。
  二是,聪慧机敏、灵动睿智。吴越文化的创生和传承,既是优越地理环境的造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晶。吴越人民世代相袭的聪明才智,非但赋予锦绣江南特有的柔和、秀美,而且熔铸出由这些精雅文化形式所体现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认同。重视教化、尊重人才,蔚然成风。长三角文化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品位,理当对其予以充分吸纳并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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